买不起房的年轻人，只能实现精神小资。/《蜗居》

刺向现实的一根刺

2009可以说是中国电视剧的大年，《我的团长我的团》《人间正道是沧桑》《大秦帝国》都是现在还会被剧迷们反复回味的经典。

但其中最火的两部，还得是《潜伏》和《蜗居》。也许是巧合，这两部作品中最为人们印象深刻的都是其中的爱情线。

如果说余则成和王翠平的爱情是革命年代的亮色和温暖，那《蜗居》里宋思明和海藻的爱情则是当下现实里一道语义暧昧而残酷的寒光。

上半年观众们还在为高扬的信仰感动，一晃神的功夫，海萍和苏淳的问题又成了全国人民的问题。借用《潜伏》里的台词来说，现实只允许我们浪漫半年。

在动荡的年代里，能在一起就是莫大的幸福。/《潜伏》

虽然《蜗居》因为官场、小三等元素受到了一些批评，但将《蜗居》的走红归因于这些荤腥的边角余料显然失之偏颇。宋思明和海藻都不是这部剧的主角，甚至海萍也不是。

当电视剧的第一个镜头首先缓缓扫过1998年江州市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海萍和苏淳站在老旧的弄堂里说出第一句台词“这就是我们的家了，我们的新家”的时候，故事的主角已经不言而喻。

大都市和房子始终牵动着剧情的走向，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也只是为它平添几条生动的注脚。

作家肖复兴在评价《蜗居》时说它不是一个可以把所有问题往里装的筐，但确是指向现实的一根刺。《蜗居》是社会阵痛的镜像，每一位观众都可以从中看到自己。

三代共居一室还要被拆迁的李家老小，名校毕业、勒紧裤腰带想买上房子的海藻、苏淳，手握多套别墅的宋思明，房子作为一个符号隐喻，清晰地标定了每个角色的社会位置。原本并不可能存在太多交集的三个阶层却因为房子纠缠在一起。

房子有多重要，不言而喻。/《蜗居》

正如哲学家列斐伏尔所言，“空间里弥散着各种社会关系，它不仅被各种社会关系所支持，同时也生产着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生产”。道德、亲情、爱情都在房地产浪潮前节节败退。

当苏淳说从父母那里要到了六万块钱买房钱的时候，海萍在局促的房间开心地旋转跳跃，旁白却冷冷地冒出来“四万块钱是*，六万块钱就成了咱妈，要是一分钱没有，估计就成了他妈的了”。

房子俨然成为新神，每个人似乎都只能在它的指引下勉力求成而无法独善其身。

《蜗居》的结尾，海萍带着刚出院的精神恍惚的海藻散步时有这么一段话——

“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六千，吃穿用度两千五，冉冉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费三四百，手机电话费两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两百。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四百，至少……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

《蜗居》的成功在于它忠实地反映和分享着一种广泛的不安与惶惑，当生活变成了一串又一串飞快跳动的数字，普通老百姓被甩在后面，唯有叹息口袋里的钱等于杯水车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