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晚至公元1500年，全世界的土地被用边界线划分成由官员管理和法律统治的国家的还不到20%,而现在，除南极大陆外，所有的土地都被划分成国家了。作者从规模上将人类社会划分为，族群，部落，酋长管辖地，国家这四类进行讨论。这个次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首先是人口的增长，导致了社会关系变得复杂，族群有几十个人，部落有几百个人，酋长管辖地有几千人到几万人，而国家一般都要超过5万人。

这些相互关系有力地表明了，地区的人口多寡或人口密度或人口压力与复杂社会的形成有着某种关系。

而众多的或稠密的人口只有在粮食生产的条件下，或至少对狩猎【比如后金的女真】采集来说物产特别丰富的条件下才会产生。

因此当社会变得复杂起来，而社会的复杂又导致集约化的粮食生产，从而导致了人口的增长。

只有复杂的中央集权的社会才能组织公共工程（包括灌溉系统）、远距离贸易（包括输入金属以制造更好的农具）

和各种经济专门团体的活动（如用农民的粮食养活牧人，又把牧人的牲口提供给农民作耕畜之用）。

中央集权社会的所有这些功能，促进了集约化的粮食生产，从而也促进了整个历史上的人口增长。

此外，粮食生产至少在3个方面帮助复杂的社会形成了鲜明的特点。首先，它随季节变化定期地投入劳动力。收成贮藏好之后，

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就可以利用农民的劳动力来兴建宣扬国威的公共工程（如埃及的金字塔），或兴建可以养活更多人口

的公共工程（如波利尼西亚群岛中夏威夷的灌溉系统或鱼塘），或从事扩大政治实体的征服战争。

其次，组织粮食生产以产生余粮储备，从而使经济专门化和社会层次化成为可能。剩余粮食可以用来养活复杂社会的各个阶层的人：

酋长、官员和上层阶级的其他成员；文字记录者、手艺人和其他非粮食生产的专门人员；以及被征去修建公共工程

时的农民本身。

最后，粮食生产促使人们或要求人们采取定居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积累足够的财产、发展复杂技术和精巧手艺以及兴建公共工程的一个先决条件。固定住所对复杂社会的这种重要性说明了，为什么传教士和政府在初次接触新几内亚和亚马

孙河地区以前从未与外界接触过的游牧部落或族群时，都普遍抱有两个直接的目的。

一个目的当然就是“安抚”这些游牧部落的显而易见的目的：即说服他们不要*害传教士和官员，也不要自相残*。另一个目的就是劝诱这些游牧部落在村庄里定居下来，这样传教士和官员就能找到他们，给他们带来医疗保健和学校教育之类的服务，并使他们改变宗教信仰从而控制他们。

因此，粮食生产不但使人口增加，而且还在许多方面发生了作用，使复杂社会能够形成自己的一些特点。但这并不能证明粮食生产和众多人口使复杂社会的出现成为必然之事。根据实际观察，族群或部落组织对有几十万人的社会是不适用的，而且现存的大型社会都有复杂的中央集权组织。

对于这种观察结果主要基于如下的原在

一、没有亲属关系的陌生人之间的冲突问题。

在族群中社会关系相对简单，彼此之间或多或少都有点沾亲带故的，这种情况即使是当下的中国农村也普遍存在，但如果到了城市里彼此之间的两个人遇见还能有这样的关系就不容易找到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发生冲突，周边的人也很少会与他们有关系，因此一旦两人发生打架事件，就很少会去劝阻，而当中的一方有自己的亲属的时候两边就可能陷入群殴。类似的事情多了，社会就乱了，因此在几千人的社会只有在形成完全控制武力和解决矛盾冲突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机构存在时，这种才能减少。

二、随着人口的增加，共同决策越来越难以做到。

由全体成年人来决策，在人口少的时候是可能的，但在几千人口的社会，就很难做到了，让每个人来发表自己的意见会很困难了。

三、经济方面的考虑

超过个人需要的财货可以从一个人转移到一个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机构，然后再由这个机构再分配给财货不足的人。

四、人口的密度有关。

粮食生产者的大型社会比狩猎采集者的小族群不但成员多，而且人口密度也大。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属于本来只有几十个人的那片地区可能会变成一个很小的地区，越来越多的生活必需品不得不从这个地区以外的地方获得。这种受空间条件限制的现实情况，要求人口稠密的地区去养活大型的组织复杂的社会。

终上就是作者得出的社会组织的演化，但还有个问题，这就是小型的简单社会实际上是如何演化成或合并成大型的复杂社会的。

如果条件许可，复杂程度处在同一水平的社会之间的竞争，往往导致了复杂程度更高的社会。部落之间进行征服或兼并以达到了酋长管辖地的规模，酋长管辖地之间进行征服或兼并以达到了国家的规模，国家之间进行征服或兼并以形成帝国。

另外当外部压力存在时，各部落之间为实现自保也会出现合并的情况，当下欧洲国家组成的欧盟就是某种形式上的国家。

因此作者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关于国家的产生源于自然起源的结果，以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里的关于国家的观点并不认同，我个人倾向于作者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