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有媒体称，主权国家意识的强化将是这次疫情的一个政治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虽然有“山川异域，风雨同天”的国际道义，也有国际组织与国际协调的努力，但民众得以依靠、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主权国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蒂在其代表作、被《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副刊》评为战后最具影响力的一百本书之一的《群众与权力》（[英]埃利亚斯·卡内蒂著，冯文光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中指出，一个国家的成员总是会以他的方式看到自己同国家某种最重要的群众象征有着固定的关系。

原文 ：《找到国家的正确定义》

作者 |[英]埃利亚斯·卡内蒂/著 冯文光/译

图片 |网络

这种民族性是作为信仰存在的

大部分想深入研究国家的人都有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想给国家下一个一般性的定义。人们说，国家是这样或那样。人们显然认为，重要的是找到国家的正确定义。一旦找到一个正确的定义，就可以平均地应用于所有国家。人们从语言或领土、文艺、历史、政府以及所谓的民族感情来给国家下定义，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总是把例外的情况看得比通常的情况更重要。事情的结果总是这样 ：人们抓住某个活人的随便哪一件衣服已经脱开的部分，结果什么也没有抓住 ；人们轻而易举地偷窃了自己，但仍然两手空空。

除了这种看起来客观的方法以外，还有另一种朴素的、只以一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方法，也就是说，这个方法只以这样一个独特的国家为研究对象，对这个国家来说，一切其他国家都是无关紧要的。这个国家毫不动摇地要求霸主地位，预言家式地幻想自己的强国地位，是伦理要求和动物式要求的真正混合物。但是我们不要认为，所有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也是相同的。各个国家彼此相同的东西只是它们咄咄逼人的胃口和欲求。它们也许都要同一个东西，但它们本身不是同一个东西。它们要扩大，并且用繁衍来为这种扩大打基础。整个地球似乎必然由它们之间的某一个国家来役使，整个地球当然属于它们中间的某一个国家。所有听到这个消息的其他国家都会感到受到了威胁，它们除了感到的威胁外，别无其他担忧。

因此，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国家的欲求形式的具体内容、真正的意识形态彼此是极其不同的。人们必须下大力气——不要受这些国家的贪欲的影响——去确定每一个国家特殊的东西。人们必须中立，不隶属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但却衷心地、深深地对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感兴趣。因此，人们必须在思想上把这些意识形态与自己融为一体，就像人们注定在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真正属于这种意识形态一样。但是，人们不应该这样属于这些意识形态中的一种，以致听任一种意识形态的摆布而牺牲其他一切意识形态。

如果不是在各个国家的区别中给国家以规定，那么谈论国家是没有内容的。所有的国家彼此进行长期的战争。每一个国家很大一部分成员都参加过这些战争。他们为什么要打仗呢，这个话题谈得够多的了。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作为什么打仗。他们对此有以名之，他们说，他们作为法国人，作为德国人，作为英国人，作为日本人打仗。但是，这个语词在使用这个语词的人身上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他们作为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日本人被拖入战争，他相信自己与别人有什么不同？他实际上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在这里并不重要。对他的风俗习惯、他的政府、他的文学的研究可以显得很彻底，但是这与这种特定的民族性丝毫没有关系，在他进行战争时，这种民族性是作为信仰存在的。

因此，各个国家在这里应该被看成似乎它们是各种宗教一样。它们实际上时而陷入这种状态，这是它们的趋势。表现出宗教倾向的内在因素始终存在着，各个国家的宗教在战争中会变成现实。

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家情感的连续性

从一开始就可以认为，一个国家的成员不会感到自己是孤独的。当别人称呼他或他自称的时候，某种更为广泛的东西会进入他的思想，一个更大的整体（他感到自己与这个整体联系在一起）会进入他的思想。这种整体的性质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他同整体的关系也不是无关紧要的。这不简单地是他的国家在地理上的整体，不简单地是人们在地图上找到的那种地理上的整体，一般人对地理上的这种整体是漠不关心的。也许国界对他有其压力，但不是一个国家自己的全部领土对他有压力。他也不会想到他的语言，尽管他的语言与别人的语言分明是不同的。他所熟悉的那些语词在亢奋的时刻确实会对他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支撑他的、他为此准备去战斗的并非是词语。对一般人来说，国家的历史也没有什么意义。他既不知道这一历史连续的实际过程，也不知道这一历史传承的全部内容；他不知道以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只知道以前曾生活过的少数人的名字；进入他意识的那些人物和时刻都在一般历史学家纳入历史的东西的范围之外。

他感到与自己有联系的更大的整体始终是群众或群众象征。这个更大的整体始终有若干对群众或群众象征来说具有典型意义的特征：紧密性，扩大，无限的开放性，惊人的或者明显的联系，共同的韵律，突然的解放。有许多这样的象征，比如海洋、森林、谷物。但是这些象征从来不是赤裸裸地、单独地表现出来。一个国家的成员总是会以他的方式看到自己同国家某种最重要的群众象征有着固定的关系。这种群众象征会随着时机的需要而有规则地反复出现，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家情感的连续性。随着这种国家情感，只是随着这种国家情感，一个国家的自我意识也会发生改变。这种自我意识比人们所想象的更能改变，由此我们还可以对人类的继续存在抱有某些希望。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13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