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易·系辞》蕴含阐释行为的生成暗码。阐释行为植根于感性直观活动，想象以神话形式表达上古人类对世界的理解与阐释。以观看行为为起点，形成选取、合并、分类、确证等思想，进入到符号化、抽象化、范畴化、理论化阶段，反映圆形思维模式。由言语、语言到文字，最后出现专门的阐释行为主体，标识着阐释学的正式诞生。历史研究与观念结构分析相结合，是揭示上古文明奥秘的一把钥匙。
关键词：阐释；感性；知性；观看；巫师；阐释学
作者简介：李红岩，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阐释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来源：《江海学刊》 2022（02）
阐释行为何时以何种方式生成，是阐释学研究的基础问题。笔者认为，阐释行为的生成暗码蕴含在《周易·系辞》一段著名论述当中：“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1]将这段论述的深层蕴含揭示出来，阐释行为生成的真相或会显影。
“王天下”的观念意义
涂尔干说，要理解概念的起源和功能，必须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相联系。[2] 《系辞》指称的“王天下”年代，具有揭示概念起源的指向。“王”的最初意义，即《说文》所谓“天下所归往”者。这应是《系辞》作者在发生学意义上对“王”的理解。许慎引《春秋繁露》所谓天地人三画而连其中、参通之者谓之王，[3] 则表明《系辞》作者对“王”的价值与意义认取，已添加阐释意涵。在这段具有历史感的文字中，伏羲与“王天下”对应，在历史性的标明中隐藏着古人的观念秩序。《史记·五帝本纪》之“五帝”均属于“王”。“王”字表明人类已经进入王权与文明阶段，但在《系辞》中，它虽是历史性的，却主要是观念性的。“王”字的观念意义，反映着历史的质变。一方面，“参通”透露出原始文化的大整合、大总结、大结算，标识着观念的巨大变化；另一方面，它暗示着上古文化向整体性、一体化亦即天人相应方向的转型。
关于文明起源，观察者普遍有一种惊异与差异感。因为考古与传世文献显示，大约在五六千年前，人类仿佛“一夜之间”便“毫无根据”地“跳跃”到了文明时代。如同语言的发生一样，几乎察觉不到征兆。施特劳斯说，在“没有语言”与“出现语言”之间，“寻找中介的过渡形式完全徒劳无功”。[4] 在《种族与历史》中，斯特劳斯的一段话引起波米安和利科的特别关注，意思即为远古文明进步会跳跃、跃进或突变，且不断变换方向，有点像国际象棋中的马，永不在同一方向。[5] 此话令人想起，时间的结构是无数光锥体颗粒的连接，可以按“日”字的对角跳跃。[6]这就启发我们，寻找甲骨文的母体，或许可以换一种非线性演进的思维方式。
总之，对于文明的“突然”发生，至今尚无法在全要素意义上建立起因果联系。因此只能推测说，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是在旧石器时代300多万年漫长的量变过程中将文明种子孕育成熟了。这个缓慢进程，即《春秋纬》所标示的“十纪”。为表达久远而划出清晰具体的时间段落，是世界各地神话普遍存在的观念宣示，其特点在于显示出距离今人的年代愈近，时间段落愈短，从而呈现出演化过程加速行进的意涵。加速行进即意味着从量变到质变。这种暗示集中在一个人格神身上，就是伏羲；伏羲由此而被赋予文明创始者的象征性与符号性地位及意义，其更具体的文化内涵，则应到神话中去探寻。
马克思说：“古代各民族是在想象中、在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7]因此，对观念史来说，破解上古想象性运思及神话的深层暗码，具有考古资料不可代替的价值。实则，离开神话传说或文献资料，考古遗存并不能自行言说。当然，如涂尔干所说，神话构成的问题极深，只有采取适合于神话的特殊方式才能处理。[8] 所谓“特殊方式”，在维柯那里体现为建构神谱与世系，从而将观念结构转化为时间序列。维柯说，自然的神谱、诸天神的世系、位阶与序列在时间轴上展开，即形成神话故事产生的先后时期。因此，自然的神谱就转化成为“一种关于诗性历史的理性的时历”。[9] 阐释学的重要任务，就在于将“自然的神谱”转化为“理性的时历”。我们知道，中国远古神话中同样存在着这种神谱与时历。
物质遗存是人类意识成长进度、高度与广度的标尺。工具即“意味着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10] 因此，从打制到磨制石器以及磨制石器方法与种类的增多，必然反映先民的技术水平，尤其是分类与功能思想。[11] 涂尔干说，分类“是一种各个部分都依据等级进行安排的体系”。即使最粗糙的分类，也是大脑对事物相似性与相反性的回应。以相似性与差异性引发的直觉为基础，才能确立从属与并列关系，进而达到分类目的。当然，直觉还不能直接构成类别观念，还需要在直觉基础上构想，但直觉毕竟奠基了起点，为思维向逻辑符号迈进启动了开关。一旦形成类别观念，形式相似、内容相近的事物便具有了外在框架，亦即具有了限定的形式和固定的轮廓。接下去，便可借助类别去思考相似与可类比的事物了。所以，类别反映不同事物的内在联系。[12] 它不仅与最初的科学分类一脉相通，而且具备科学分类的所有本质特征，“还具有纯粹的思辨目的”。[13]
弓箭标识的意识与观念变化同样是革命性的。因此，在中国上古神话谱系中，与弓箭相关的故事极为突出。恩格斯说：“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14] 《风俗通义·泰山篇》说：“柘桑之林，枝叶畅茂，鸟登其上，下垂着地。鸟适飞去，后拨掇*，取以为弓，因为鸟号。”[15] 表明弓的发明与对“鸟兽”的观察、领会、应用相关，是“观”导致思想连接与确证的结果。依照主体观照将不同事物连类推求，反求诸己，进而发明创造，这同样落入“参通”之义。
“火”的运用标识着“人类历史的开端”。北京人用火的发现，“至少可以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提早到四五十万年以前”。[16] “火”的观念意义在于，“人们只是在学会了摩擦取火以后，才第一次迫使某种无生命的自然力量替自己服务”。[17] “五行”学说将“火”作为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之一，表明它在认知活动中具有质点意义。《韩非子·五蠹》所载燧人氏的传说，则隐喻了从“圣人”到“王”的身份转化，标识着文明的进化过程。因此，有巢氏、燧人氏与伏羲一样，均是时代巨变的人格化呈现，其中暗含着文明跳跃性质变的意蕴。
到审美、宗教、宗法意识出现的时候，形而上学的时代就到来了。总之，“大多数重要的技术和经济发展在原始文字时期之前（约前3000）就已经确立了”。[18] 这是考察阐释行为生成首先需要的基本认知。
涂尔干（Émile Durkheim）
从感性活动到认识活动的完整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