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们大院的一号楼里，终于安上了声控灯。以前都是一根灯绳，你得根据手感和惯性，摸着黑找到，然后拉一下，楼道里的灯才会亮起来，你在亮光里上楼。可是你上了楼，就没人再拉一下灯绳，把灯关上了。于是灯就一直亮着。灯泡它是有寿命的，亮够了，它就彻底灭了。大院里电工换灯泡的频率，完全跟不上灯泡坏掉的频率。
还有的人觉得那根长长的灯绳，在黑暗的楼道里很不安全。尤其是谁喝醉了酒，晃晃悠悠地进楼，万一灯绳绕到了脖子上，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也有人把灯绳打结缩短，或是干脆剪短。
这样一搞，那真正需要在黑暗里摸到那根灯绳的人想要再把灯拉亮，就真的只能靠缘分了。声控灯方便又节能，安好了大家都很高兴。原本要把装声控灯的钱算到住户的头上，按人头平摊。可后来还是算了，单位出了钱，也算是职工福利的一种。
那几年，大院对面的消防厂、北边的无线电厂、标准件厂，都开始有大幅度的工人下岗。正所谓，厂长们忙着卖厂，工人们忙着卖血。而大院里是个事业单位，属于旱涝保收。尽管别人下岗跟大院里住的这些人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生活里方方面面的影响还是有的。
比如我们门口的马路经常会被几个厂的工人们堵住。从工厂礼堂里搬出来桌子、椅子，码成一道长城，把马路拦腰砍断。工人们坐在桌子上喝茶、打牌、织毛衣，还有给孩子喂奶的。来往的公共汽车、小轿车、三轮车、自行车、毛驴车全都过不去。谁来说话、求情、呵斥都没用，全部不好使，就是要逼厂长和*出来。什么时候把欠工人们的工资补齐了，什么时候才能恢复交通。
这样的事至少闹了不下五次，每次都选在交通的早高峰或是晚高峰。几次之后，被影响到的群众的同情心也渐渐变成了不耐烦。路被堵了，学学上不成、家家回不去。有人和堵路的工人吵架，吵着、吵着就动起手来。于是乎，片警交警、人民群众、豁出去的工人师傅混成一片。等到大院里的职工们冲出重围，回到熟悉的大院，回到有声控灯的楼里，不由暗自庆幸。
改革总是有个阵痛的过程，而马路对面的工人们感受到了痛。我们这些事业单位的职工们却站在声控灯下，感受到了改革带来的光明。
当然声控灯也不完全都是好的。有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不是感测声音强度的机关不灵，哪怕人就是站在灯下面，使劲地跺脚，跺到脚都麻了，它就是不亮。一般让声控灯亮起，要不然拍手、要不然跺脚、要不然就使劲地咳嗽。一楼的声控灯尤其顽固，像是有自己的脾气一般。根据发声人的不同，它的响应也不同。但百分之八十五的情况是，谁发声也没用，这是一只六亲不认的声控灯。
一号楼有两个单元，每个单元每层都有两个住户。一单元一楼的声控灯两旁，分别是吕如意家和黄拉续家。退休以前，吕如意是我们这一片的居委会主任。她和我姥姥是一辈的，儿女们都成年搬出去单过，家里只有她自己。可是她热情好客，酷爱打麻将，她家的大门长年不关，只要吕如意醒着，不管谁拉开大门，都能看见一桌热火朝天的麻将。
手动搓麻将不过瘾，吕如意还斥资买了一台自动麻将机。这一下更是吸引人，全院的麻将爱好者蜂拥而至，排队、拿号，分单双日轮流上桌拼手气。甚至对面消防厂的职工们，也在饭碗都快要保不住的情况下，难敌麻将的召唤，纷纷打开吕如意家的大门。什么前途啊、生计啊，都先放一边。堕落吧，堕落并快乐着。
因为吕如意家长年的麻将声，所以众人跺脚、拍手、咳嗽的声音不会打扰到她们。而吕如意家对面的黄拉续家却是作息规律，按时吃饭、按时睡觉的人家。吕如意家长年各路人不分昼夜进进出出的声音他们忍了，可每次一进楼道，所有的人都条件反射地不停跺脚、拍手、咳嗽，甚至吼叫，就是和这只六亲不认的声控灯较上了劲。一墙之隔的黄家被各种各样人类发出的噪音折磨得苦不堪言，终于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用半块砖头干掉了它。
天亮以后，大家看清了，灯已经坏了。所以再也没有必要跺脚、拍手加咳嗽了。黑暗让人沉默，于是大家都在一进楼道的时候，变成了沉默的人，像是在黑暗里穿梭的忍者。有的忍者摸索着扶梯，一级台阶、一级台阶地上楼，有的忍者寻着撩拨人心的麻将声，滑进吕如意的家里。
黄拉续家有两个女儿，红霞和琳霞。红霞长得更像黄太太，琳霞长得更像黄拉续。黄先生和黄太太都比我父母大，所以我见了他们，也都叫伯伯和大妈。大妈个子很小，真拼武力值，估计不是很多人的对手，可她骂人的功夫实在是一流。在我所有知道的陕西话脏话里，百分之九十九来自于她的洗脑。
她酷爱骂架。任何小事都能点着她的爆点。她能从盘古开天辟地骂到三零零零年，前前后后覆盖你祖宗的祖宗和你曾孙的曾孙。
对比起她，黄拉续先生就沉默很多。他不骂人，但他做为一个一米八五的西北彪形大汉，却常常用行动来表示对妻子的支持。当一米五五的黄太太插着腰、跳着脚骂人的时候，他就像座铁塔一样站在她的身后，沉默地发射出信号：骂架有她、打架有我。我们两口子就是一文一武，天下无敌。
因为他们的天下无敌，一号楼里的邻居们对他们都很客气。可客气透露着生疏，表面上对他们笑脸相迎的邻居们却在他们的背后被激活了八卦魂，他们家的两个女儿红霞和琳霞常常成为八卦的内容。
首先，在黄先生和黄太太的计画里，琳霞应该是个儿子才对。红霞一岁的那一年，计画生育政策已经开始宣传。等到琳霞出生的时候，计生办的大妈们已经戴着红袖箍、拿着计生钳，磨刀霍霍，铁面无私。第二个还是女儿，而且以后也不能再生。我个人觉得，这从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黄太太的转变。她越是张狂，心底越是自卑。生不出儿子又怎么样，我骂你的时候，你家的儿子还不是怂的只能缩在你的背后，大气也不敢出。
红霞是个怪人，她时不时就会做出或者说出让人诧异的话。那年的夏天，有个小老板租用了大院里的几间瓦房，办了个馒头工坊。蒸好了馒头，就在大院门口支的摊子上卖。生意很好，基本上整条街的人都会来这里买馒头。
有一天，街坊曹大妈买了几个馒头，用透明塑料袋装着，提着进了院子，迎面碰见了红霞。她望着曹大妈手里的馒头，问：您刚买了馒头？曹大妈不明所以，点点头。红霞把手里的一样东西塞给了曹大妈，说：阿姨，我把钱给你，你把你的馒头卖给我好不好？
曹大妈吓了一跳。此时此刻，馒头摊离她们所在的位置，直线距离只有不到二十米。曹大妈后来还是没有把手里的馒头卖给她，而是让她直接去外面的小摊上买。不争馒头也不争口气。但这件事还是成为了「红霞是怪人」的证据之一。
红霞后来嫁给了一个农村户口的男人。红霞虽然怪，可是风华正茂，又有城市户口。男人虽然来自农村，可架不住玉树临风会来事，带出去拉风又有面子。一年后，他们俩的儿子修城出生。修城两岁的时候，男人和红霞离婚，带走了修城。
在红霞短暂在夫家生活的岁月里，她曾经被她的老公狠狠地揍过一次。起因是有一天她正在家里的客厅里洗脚，她的婆婆过来劝她说：家里马上就要来客人，你这样在客厅洗脚不雅观，能不能移到里屋去洗。红霞一声不吭，擦脚穿鞋起身。把洗过脚的洗脚水，迎头浇到了婆婆的身上。
婆婆当然不依，儿子回来以后，将自己的委屈哭诉给了儿子。红霞的丈夫暴怒，左右开弓把红霞的脸打肿，红霞当天就回了娘家。
离婚以后，红霞就再也没有见过她的儿子。每次去夫家要人，都会被前夫和前夫叔家的弟兄们拦住，连门都进不去。黄家只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黄太太骂臭了前亲家的祖宗十八代，可是嘴瘾过了，还是见不到外孙子。
红霞越加的怪。她不再说话，见了谁都熟视无睹。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在城南的家乐福超市里见到了她。她站在卖洗发水的货架前，见到有购买意向的顾客，就过去推销某种洗发水。她没有看见我，我绕过了那个货架，默默地走开了。
琳霞技校没有毕业就辍了学，交了一个男朋友，那男生每天都会骑着摩托车、戴着霹雳手套，在楼门口等琳霞。黄拉续很不喜欢这个男生。他的父母都是下岗工人，他自己也是没有个正经工作，每天就是台球室、录像厅，头上打着摩丝，胳膊肘子上一大片纹身，属于扫黄打非小组的重点观察对象。可架不住琳霞喜欢。每次男朋友的口哨一响，她就像只轻巧的燕子，立刻飞向摩托车车把转动时发出的神气酷炫的轰隆声里。
琳霞不顾父母的反对，和她的摩托车男友结了婚。结婚以后，他们两个自己摆摊做生意，日子过得还不错。这个原本黄家看不上的女婿后来成了家里主要的劳动力。他戴着霹雳手套、骑着摩托车，穿梭在城里，替丈人一家买米、驮面、换煤气罐。红霞鼓足勇气去乡下看儿子的时候，他也陪着，时不时地露出胳膊上的纹身和刚镶的金牙，给大姨子壮胆。
我仍旧记得红霞刚刚结婚，由她的新婚丈夫陪着，到娘家回门的情形。那是她的高光时刻。她是个美丽的新妇，身边站着英俊的、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丈夫。幸福是如此蓬勃。几年以后。高光退去，她接受了冷冰冰的现实，一头扎进死寂的沉默里。
山转水转、云转风转，宇宙在运动，命运在发展。下岗工人们的抗争在新世纪来临前销声匿迹了，有一对两口子都是工人的双职工家庭，丈夫在喝下半瓶白酒后，用麻绳吊死在厂长的家门口。妻子拿着厂里的赔偿金和抚恤金，带着孩子去了南方。
这像是一记耳光，打醒了混沌度日的人们。他们不再对工厂抱有希望，不再堵路，也不再来吕如意的家里打麻将了。人们纷纷自谋生路，摆摊、找活，卖袜子、卖花生，做保母、做小工。不抵抗，也不堕落，就那么开始日复一日，波澜不惊的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