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鲁庄公元年记载，“齐师迁纪、郱、鄑、郚”。但从这条记录，一般我们会理解为：齐国出动军队搬迁了纪、郱、鄑、郚四国之民。但是，这些《春秋》记录已经远去二千七百余年，期间文字含义昔非今比，加之记录简略，真要实质上的明白其中意义，也非易事。

比如，鲁国《春秋》，一般不记录外国之事，为何会记录齐国这么一条消息？齐师出动，是迁纪、郱、鄑、郚四国，还是只迁郱、鄑、郚三国，而这三国是纪国属邑？齐国所迁，是据其地，迁其民？还是迁其地，留其民？是只迁贵族，还是国人整体搬迁？是简单赶走原住民，还是迁移安顿？其实这些问题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是很难用今天的思维方式去套用古人的。

虽然，这年的《左传》没有对这条《春秋》记录做任何说明，但可以推定，齐国大军出动所造成的影响，肯定是波及到了鲁国。否则，鲁国不会轻易记载这一历史事件。当然，涉及纪国，必然会与鲁国息息相关。除了鲁国公主伯姬是纪国夫人，更重要的是，纪国一直是鲁国的盟友加亲戚，纪国更视鲁国为保护国。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更相信郱、鄑、郚是三个城邑，而非独立的国家，在隶属关系上，相信这三个城邑是属于纪国。或者，最起码，这三个城邑长久以来已经成了纪国的附庸。否则，以齐国之强，也没必要把郱、鄑、郚与纪国相提并论。郱、鄑、郚之与纪国并列，说明齐国大军因纪出动，并将纪、郱、鄑、郚视为一个问题。另外，从历史次序发展的角度，这时纪国还没有灭亡，迁纪之事应该还没有发生。比如，鲁庄公三年，“秋，纪季以酅入于齐”。这说明，三年以后，纪季，应该是纪侯的弟弟，带着酅邑加入了齐国。所以，如果《春秋》的这条记载，加一个字也许才更加准确，比如“齐师迁纪邑郱、鄑、郚”。

关于这三个城邑及其人口的未来，更是复杂！作为这些地方的城邑和领土，那一定是齐国占领的对象，这个应无疑问。而这三个城邑之名是否就此消失当是另外一个问题。按照《左传》其后记载，最少鄑、郚这两个地方又出现在鲁国的版图上。我想，这不会是简单的重名，大有可能是这两个城邑迁到鲁国之后的因袭之名。

关于人口问题，为什么是强调人口？而不是人民，或者是百姓？因为那个时候，国人、民、“野人”是不同的三种阶级，国人是贵族，是塔尖上的统治者。而民有可能是自由人，是可以给统治者打工的人。野人则是自由的劳动者，但需要承担井田的耕种责任，并服役于国家的军事组织。而奴隶则是前面两种人的财产，不属于完整意义上的人，主人去哪儿，自然就应该跟随。所以，在理解当时国家组织的框架下，有可能所迁之人，其实就仅限于统治者自己，也即国人，甚至不能包括那些普通的自由民，更不可能涉及“野人”。因为，只有土地的占领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拥有土地并同时拥有土地上的劳动者才有意义。这一点，齐襄公也不傻！

关于所迁之民，会不会由齐国出面安顿的问题，虽然今天很难下断语，但是按照后世注释者的分析，多半是要让这里的“国人”自己想办法的。这种“自己”想办法，齐国大概不会发派遣费，不勒索和抢劫就不错了。在这种情况下，郱、鄑、郚三个城邑的“国人”会在“国君”的带领下去投亲靠友。比如鄑、郚之人，就来到了鲁国。由于郱在《左传》后文中没有出现，不知其下落。

当然，这些问题，在《公羊传》和《谷梁传》中也有说法，但没有一致的意见。《公羊传》重点解释这是齐国的一次灭国行动，属于大事，所以才记载于《春秋》之上。而《谷梁传》则认为，这些都是国家啊，有可能是把纪国迁到了郱、鄑、郚，可见他们两个也不是很清楚。

从战国以后，齐国土地上，再没有了纪、郱、鄑、郚，说明这些地名，随着其中贵族的迁徙而远去。

郱、鄑、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