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融书法、绘画、雕刻于一体，是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古往今来，许多文人用印，除名章外，还有使用闲章的习惯。所谓“闲章”，通常是指以清词丽句镌刻的印章，多见于书画作品引首或押角，少则一方，多则数枚，审其布局虚实而定，每为作品平添几分艺术效果，故又称之“引首押脚章”。但这种印章无关名讳，可以随意撷取诗文或用熟语，表心迹，抒志趣，印文丰富多彩，凡具意趣、颇有兴味。

据考，闲章滥觞于先秦时期，如“得志”“敬事”“千秋万世昌”等古玺。最初的闲章，多作为吉祥之物，为书画篆刻家所重视，时以此馈赠好友。自诗文名句入印后，加上印谱的问世，更扩大了闲章的内涵情性，尽态极妍，饱含哲理，为世人所喜闻乐见。至明代后，文人墨客皆喜镌刻、钤用，蔚然成风；沿袭至今，更受书画家之青睐。

闲章中，有很大数量是表示激励和励志发愤的。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生前取师旷“老而学如秉烛夜行”之句，刻有闲章曰“老学庵”一颗，作为书斋名，以此激励自己要活到老，学到老。齐白石有“三百名印富翁”“千石富翁”之誉，这“三百”“千石”印并非都是名号章，其中大都是“闲章”。他一生发愤苦学，成名后遂精心刻一闲章曰：“鬼神使之”，说明从事艺术创作时，注意力高度集中，下笔如有神助的一种境界。诸如郭沫若的“惜寸阴”、李可染的“峰高无坦途”、王遐举的“壮暮”等闲章，也表达了印主的自勉、自警。足见一章之微，蕴蓄之深，令人叫绝。

闲章不啻拓展题意，有的还用来展示其身世、经历和处境。“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一生鄙弃权贵，以“风尘俗吏”为乐，后被诬而遭罢官，他还自镌“直心道场”“私心有所不尽鄙陋”“畏人嫌我真”等数枚闲章，寓自慰和洁身自好、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的节操于印文之中。康有为生前有枚阳文线篆闲章，文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行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四十万里”。寥寥数语，戊戌旧事，概见端倪。国画大师徐悲鸿在他收藏的一幅《八十七神仙卷》古画及任伯年的扇面等精品上，都钤上了“悲鸿生命”那方意味深长的印章，反映其对艺术追求的心境。时人钱君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重获旧物。自刻“君訇庚申重得”“与君一别十三年”两印，记怀备至。其言也哀，亦情亦浓。

有的闲章记录了作者的境遇情怀，借以寄托物故，以表心迹。明代书画家郑思肖的“求则不得，不求或与，老眼空阔，清风万古”白文印，意在刚介有志。吴昌硕以“一月安东令”自喻的闲章，以嘲不遇。近代文学家郁达夫，又名郁文，精于篆刻。生前刻有一方自用印：“郁郁乎文哉”，系选用《论语》中之句而成，巧妙而得体，优雅清丽，耐人寻味。

从闲章的印文上，还可窥见作者的秉赋与爱好，意趣盎然。明代唐寅中解元之后，往京会试，因科场案牵连而被黜，居苏州卖画为生，常在画幅上钤有“南京解元”和“江南第一风流才子”，遂在民间衍出了张冠李戴的著名的《三笑姻缘》。李叔同年少目睹清政府腐败，遂立志主张维新，适逢戊戌变法，自镌“南海康君是吾师”。30岁时他出家为僧，后又刻了“沙门多辟目”一颗闲章，抒发其对世事的感受。张大千去台湾后，曾画一幅《黄山旧游图》，寄怀在家的四哥张文修，钤有“别时容易”一印，并题曰：“吾哥年八十有二，弟亦六十八矣，相望不得见，奈何”。该印把海峡两岸思亲之情跃然纸上，深化了作品的意境。

不言而喻，闲章有着较高的审美意趣和研究价值，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一束馨香四溢的奇葩。闲章犹如一扇窗户，让我们从中看国运民命、变迁兴衰、人世沧桑。其含蓄的深邃意蕴，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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