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饮茶传统历史悠久，饮茶不仅是中国人的一种生活习惯，更成为中国人一种独特的文化。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区，从沿海到内地，从南方到北方，从富裕地区到贫穷地区，茶叶无处不在。尤其是在城镇和南方，饮茶之风尤盛。这决定了中国茶叶市场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也是研究国内茶叶市场应该注意的地方。尽管相关材料尤其是统计材料较为缺乏，但我们还是可以做出一些分析和推断。
中国的茶叶产地集中在安徽、浙江、湖南、四川以及福建、云南等地，这些地区的茶叶除满足当地消费外，主要外销到北方诸省市及边地。向外地销售的任务主要是由三类商人来完成的。一是安徽、福建商人，以经营安徽祁门红茶和福建武夷茶著称，资本巨大，茶叶行销四方；二是陕西、四川商人，原由边区茶马互市而来，以经营边茶为主，茶叶行销康藏；三是晋商及江浙湖广商人，经营内地茶叶贸易，尤以晋商实力雄厚，足迹遍全国，并经营蒙古、新疆和在恰克图与俄国的茶叶贸易。我国实行茶行制度，这些茶商具有一定的专利权，因此利润丰厚，并形成大商人资本的茶商。
茶马古道文物
徽商自唐宋两朝就有经营茶叶市场的传统，并成为徽商几大行业（盐、典、茶、木、粮、布等）中非常重要的一行。在西北茶叶贸易中，徽商虽然竞争不过山陕商人，但他们却已经牢牢控制了北京、天津、山东、河北、东北等地的茶叶贸易。徽商借助低成本的水运之便，将茶叶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使自己在北方茶叶市场的残酷竞争中处于优势。从18世纪起，很多徽商改由海路运输茶叶，这样既可降低成本，又可缩短运输时间。他们先将茶叶运至上海，然后雇佣轮船将大批茶叶集中运至青岛、烟台、天津、营口等处，再分销各地。徽商北运茶叶规模很大，以满足北方茶叶消费的快速增长。嘉庆时一艘为徽商运茶的轮船在返途中遭遇飓风，漂流到朝鲜的济州岛，船上人称：去年（嘉庆十年，1805）闰六月十六日，徽州茶商冯有达雇佣他们的轮船，在上海吴淞口装入茶叶835包，八月一日运至天津。当时内销茶多用篓袋包装，每篓重量多在60斤左右，可知冯有达一次运茶即达5万斤左右，规模非常大。
在嘉庆末道光初，政府虽然一度曾经禁止海运，但因为北方茶叶需求持续增长，而运河运输能力有限，陆路运输成本又太高，所以这项禁令不久便被取消。道光五年（1825）上谕称：“江省江海关向准茶叶出口，运往北省销售……凡北赴山东、天津、奉天等处茶船，仍准其纳税放行。”海路运茶一事竟然引起道光皇帝的关注，可见茶叶在京津及整个北方地区的重要性，它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日用消费品了。
《清史稿》
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对茶叶的需求更是不断增加，上至宫室皇帝，下至里巷平民，茶叶都成为其生活中的必需品。比如乾隆皇帝喜欢饮龙井新茶，“高宗命制三清茶，以梅花、佛手、松子瀹茶。有诗纪之。茶宴日即赐此茶”。慈禧太后则喜欢以金银花泡茶，“孝钦后饮茶，喜以金银花少许入之，甚香”。
北京城区不仅茶行很多，而且茶馆林立，每年的消费量都很大。北方人喜欢花茶，花茶在北方各地的销路非常好，因此徽商销往北方的茶叶一般都先在南方（主要在福建）窖制成珠兰、茉莉等各种花茶，然后再从海路运至北方。同治年间，歙县人吴景隆在苏州开设“吴世美”茶店，信誉极好，他不仅在当地销售和批发，而且还窖制花茶销往北方，每年行销量达30—40万斤。另一歙县人吴炽甫也专门从事茶叶内销，他在徽州、杭州等地收购毛茶，运至福建，在自己开设的“同德”茶厂中窖制花茶，然后由海路北运，行销于直隶、山东及东北等地。他在北方许多城市都设立了茶庄、茶店经营零售业务，如在北京就设有“存瑞”“聚星”“源成”“德润”“肇祥”字号，在张家口、宣化分别开设了“德祥”等字号。他经营茶叶的资本多达200万元，号称歙县南门首富。
茉莉花茶
江南尤其是在江苏、浙江两省，徽州茶商最为活跃，这首先是得益于地理之便以及经济上的相对发达。浙江与徽州水陆相连，交通极为便利，自屯溪沿新安江顺流而下，可将茶叶直接运抵杭州；在杭州转运河，北运至苏州，或经上海港转海运，然后再分别销售至全国各地。在苏浙两省的茶叶经销中，徽州茶商实力最强，行号最多，从清朝至民国，这种格局没有变化。除了北方及沿海地区，徽州茶商的势力还延伸到了内地甚至边远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