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流水账怎么做（简单流水账明细表）

题记

谨以此文，献给《送法下乡》初版二十周年。

个人流水账怎么做,简单流水账明细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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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1起涉诉信访案件的化解说起……

“以自己为方法”，是笔者自己长期基层工作的一个切肤体会，而且这个体会直到近两年才逐渐在笔者脑海里沉淀成“以自己为方法”这么几个字。延伸一下对自己这种体验的思考，笔者可以攀龙附凤地说它暗合了传统知识分子“修治齐平”的“大学”道统。但是在笔者自己把这种经验、体验理性化为这几个字之的前二三十年，笔者也可以说已经了解甚至说理解了“修治齐平”的含义，如果有人考它的含义，笔者也能够大差不差地写出答案。但当时那种理解，是没有在事上勘磨的以字说字，是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纯粹道德规范，而如今的理解则可以说不仅是规范，而且它就是笔者亲历的活生生的事实。笔者已经不仅能够把它作为一个道德律令、把古圣先贤的牌位抬出来让它向具体工作演绎，已经能够从自己亲历的事例中将它归纳出来，并且也可以用归纳的逻辑把它再一次证成。

涉诉信访的流水账

以自己的工作经历作为论据是很危险的，这里面最重大的坎就是陈述者是否诚实，他是否诚实的讲述亲历的案例，特别是在讲述自己解决眼前麻烦时到底是秉持的机会主义策略还是脚踏实地的笃行态度；非但如此，他对材料筛选的眼光、尺度都有很大可能影响到推理和结论。所以笔者先要对这两个问题做必要的说明，或者用一个更诛心的词汇：坦白的交代。

第一个问题，笔者理解这种可能的问难和指责，毕竟我们见到了太多的“假大空”式先进事迹报告。而且，即便我和我身边的朋友都对我的人品有信心，我也知道当事人自己是无法用自己人品保证自己人品的，也无法让读者凭借这种保证相信自己的讲述是诚实的，我自己二十多年法庭经验反复证明了这个道理——法庭上我把那些和口水一起喷射的人品保证基本都当做无效陈述。但是讲述者本人的亲历是否就必须排除在学术研究之外？恐怕是未必。因为并非事件亲历的观察者同样有着是否客观陈述的道德难题。不时见诸报端的在自然科学方面弄虚作假的高级别论文，也说明这一点。坦率说，判断作者行文中是否诚实，是读者的权力，作者没有必要预先保证自己的道德纯粹，而且保证了也毫无用处。不会有读者仅仅因为作者或者作者的朋友保证了他的学术真诚就相信他说的话，读者自会有自己关于作者“是否诚实陈述”的经验感知，而且读者也拥有对作者陈述是否成立的逻辑分析能力或者说权力。第二，选择案例的标准。涉诉信访是个很宽泛的概念，我们习惯于把所有与诉讼有关的、但又超出诉讼法程序之外的利益表达行为都归类于涉诉信访。它包括但不限于虽然没有诉讼法依据，但有相关信访规范依据的，到各级信访机关、到上级法院的“正规”信访，它还包括“哪里也不去，就跟你们法院闹”的坐地缠。相对于信访考核制度对前者的高度重视，后者更容易被忽略，但从实际化解难度而言，后者丝毫不低于前者。笔者选择案例的尺度是自己的“痛苦指数”。即不仅考虑本案是否“上级交办”的进京赴省访，更考虑它的实际化解难度，考虑它是否占用了相当数量的纯粹工作时间。有些访，特别是有些几十口子人的突然集体访，它们的化解难度其实并不高，他们虽然看起来好像难度很大，而且也容易给化解者带来“虽千万人吾往矣”般的高度评价，但由于笔者对这类“集体大访”付出的时间和体验到的痛苦都较少，因而也就一笔带过。付出劳动时间长，包含的一个前提就是案子本身难度大，或者坦率说，我们自己的工作的确就是存在问题。跟很多人对涉诉信访的不良印象相反，笔者接触到的这些有难度的涉诉信访案件多数都是有些理由的。纯粹无理上访的也遇到过，笔者下面也会有交代，但纯粹无理上访中值得我付出足够痛苦以致于不得不消耗大量时间的案子还真是少数。

另外，笔者之所以说下面的陈述是流水账，是笔者致力于无一遗漏。笔者不打算“报喜不报忧”，而是准备将成功和失败都和盘托出。既然是准备归纳，就要有个归纳的样子，而不能拿出挑选出来的案例装作归纳的样子。笔者向大家报告案例的选择标准就是化解持续时间（基本都在两年左右）和消耗在对方身上的纯粹工作时间（均不低于24小时）都足够长。

1.杨某信案

杨某信是我在2019年6月份接手我院民事审判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个长期信访户。他虽然身体残疾，但头脑很灵光，1990年代就开设了一个小型机械加工厂，雇佣70余名员工在厂工作。2000年某日，该厂技术员王某在工作过程中被电击，工友打120求助，我市某甲医院接到求助电话后派员赶赴现场采用了电除颤等急救措施后认为王某已经死亡，遂返回医院。甲院人员返回后，工友又向另外一家医院（乙院）打电话求助，乙院派员将王某拉回本院急救，采用输液等措施。杨某向王某的妻子、母亲、子女等家人赔偿人民币7万元后与对方签订协议约定：1、王某家人不再向杨某求偿；2、杨某以何种手段向任何第三方索赔所获款项均与王某家人无关。协议签订后，杨某与王某家人签订全权委托代理合同，杨某以王某家人名义在2001年即向我院起诉甲医院见死不救、延误治疗导致王某死亡，其本人作为王某家人的代理人，并且又在诉状中将本人列为本案第三人。该案由于涉及医疗事故鉴定，故审理时间拖的比较长，大约到2004年左右，原承办法官调离我院。调离时没有将本案与他人交接致使本案长期无人问津。2016年因杨某长期信访反映此事，该案卷宗被找到，重新启动审理，审理后驳回了原告诉讼请求。王某家人对此案明显持一种不关心的态度，杨某则相当激动，开始激烈上访。

笔者将这个案子作为报告的首例不但是因为他在我分管民事审判第一天就打电话对我严厉训斥，而且到今天为止还只能说实现了吸附，还谈不上化解，直到我到本部分写作的当日还与他约谈了半个小时。简单统计一下，他来院与我面谈大约有十次，除第一次有三个小时之外，其余均在两小时左右，正因为以前面谈时间太长，所以他对今日我仅接访半小时而感到不满。不过由于我跟他已经“混的烂熟”，所以我嘻嘻哈哈地训他“周一我忙的气都顾不上喘，你非得挑周一来”，他也不怎么生气。面谈之外的手机通话时间已经记不清多少小时。另外，由于这个案子是首例，所以我从该案的不断复盘总结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些技巧直接指导了我对其他案件的化解。这些技巧包括但不限于：一定要称兄道弟，无论他身上体味、口气有多大，一定要时不时把他揽在怀里拍肩膀；一定要敢于亮剑，不对就是不对，比如他是工厂主，凭啥你来闹腾，这一点正是我对他实现稳控的根本点，其他接访同志不敢表明态度，让他觉得软弱甚至可欺；要把自己跟对方裹在一起训斥，比如不要批评“你这样不对”，而要说“咱哥俩要是那样办就太不要脸了，那人家外人就会笑话咱们哥俩”；而且该认账认账，这个案子由于管理不善拖了这么长时间才判，一定要不停道歉等等。

2.李某敏案

李某敏原系某国有公司工人，2010年前后，因违反工作纪律被该公司除名。李某敏不服，申请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委员会支持了李的诉求，该公司不服，到我院起诉李某敏。诉讼过程中，该公司申请撤诉，我院作出准予撤诉的裁定，双方领走该裁定后，劳动仲裁决定生效，李某回该公司继续上班。回去上班第二天，公司又与李某签订和解协议，双方同意解除劳动关系，公司向李某支付巨额赔偿，李某也实际领取到位。协议签订并领取赔偿后，李某决定不放心，邀公司负责人一起来法院找到原审法官，交回撤诉裁定，请求法官出具“加盖法院公章”的调解书。当时我们还没有电子结案归档系统，法官大概是一方面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考虑，一方面也对李的缠闹非常怵头，就收回了撤诉裁定，制作了两份笔录，仔细询问李“公司与你签订协议时有没有威胁恐吓？”“你好不容易把工作机会争取回来为何有自己放弃？”“约定的补偿都到位了吗?”等问题，得到李确切答复后，制作了调解书，当然还是那个案号，这个案子也就以调解而不是撤诉方式结案。

几年后李某又与另外一家公司打劳动争议官司，从这个官司里她本人提交的证据看，她之所以同意与前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是因为那时候她已经与后边的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后边这家公司是私营公司，头比较铁，坚决不让步，她的官司没有打赢。她申诉加信访了几回，大概是发现私营公司不如国有公司好说话，就转过头来要求恢复与前公司的劳动关系，理由是前公司撤回起诉后劳动仲裁生效。当公司拿出调解书对抗时，她说人民法院不能一个案子出两份自相矛盾的文书，开始举报我们原承包法官阴阳文书等问题。

这个案子是上级领导批下来的，领导很重视，要求严厉追究这种阴阳文书荒唐事情的责任，而且给出了相当严厉的处分建议。这件事情发生在我接受民事审判之前好多年，但我仍然觉得不要轻易处分一个干部，他当时这么处理一是由于那时候案件结案都不规范，“程序意识不强”，更是由于就是想尽可能为作为劳动者的李某提供些帮助，是好心办了违反程序的事情。所以我就很坚决的同监察方面的同志沟通，最后与监察方面的同志达成了一个不言自明的默契：“只要我赵耀彤能够把这个访接过去，可以用第一种形态”。在监察同志看来，李某敏非常厉害，他们拿他束手无策，个个被她训的跟“袜子”似的，我不太可能成功化解掉这个案子。

然而我就是化解掉了，她也不纠缠以前那个案子如何。我在李某敏身上付出的心血也开始得到她的反馈，她在见到我接访日的具体表现时甚至劝我不要为那些缠访付出这么多心血，而且她还主动向我揭发某些“法工”如何打着我的旗号招摇撞骗。并且，她也不再大量占用我的时间，她的这些关心大都以短信的方式发给我。在我本人看来，这些反馈不能说没有意义，但更大的意义在于她让我进一步思考程序到底有多大意义、让我思考如何化解女性上访者，而且最大的收获是我“保护”干部的初衷得到实现，我们那个同志被组织适用第一种形态做了轻处理。

3.贾某立案

贾某立跟杨某信一样是身体残疾，腿脚不便，在聊城长期靠机动三轮拉客谋生。2009年某日，其驾驶的机动三轮与非机动车相撞导致非机动车骑行人员刘某摔伤，刘某赴医院拍片发现右小腿骨折并治疗。公安机关鉴定结论是贾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双方协商未果，刘某到我院起诉贾某。贾某一直怀疑刘某是故意碰瓷，刘某病历中记载的骨折系陈旧伤，要求对该伤是否本次事故造成进行鉴定，并提交了鉴定申请。审理法官将鉴定申请交付技术部门后，技术部门要求贾某缴纳鉴定费，贾某拒绝缴纳，我院遂判决贾某败诉，按照70%比例向刘某支付医药费2900余元。贾某不服提出上诉，上诉被驳回后，开始一系列剧烈的上访。曾经殴打接访人员被拘留，在双手被拷的情况下对扶他下楼的法警突袭，用手铐勒法警脖颈。他先是举报我院法官我院院长，后来升级到中院法官、中院院长，省院院长，又举报检察院不进行监督，举报三级检察长不作为，举报三级政法委*袒护，中央巡视山东的时候，他向巡视组写信举报，见中央巡视组没有满足他的诉求，居然向中央举报巡视组组长。这些领导干部他都是实名实姓的举报，在他的陈述中，上至中央巡视组组长，下至东昌府区法院，这么一个庞大的政法体制合谋串通起来袒护被害人刘某，帮他伪造证据，构筑惊天冤案，为的就是要他赔偿对方两千多块钱——如果扣除他自已愿意承担的一千块钱，那么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就是为了让刘多获得一千多块钱。

跟其他信访户不同的是，贾某立开始根本不屑于搭理我，他所要对抗的是上面的大领导，而不是这么一个案子，更不是我本人。是我硬把他给缠回来的。电话约谈之后，他勉强答应与我见面。见面前，我研究了他近半米厚的各种举报材料，脑子里大概形成了对他的判断，比如他非常喜欢咬文嚼字，还用了大量生僻词，我就怀疑他是不是由于身体残疾而被迫放弃求学，对写作抱有执念，毕竟在八十年代度过青春期的人具有文学梦诗很大概率的事情；还有，他把自己儿子没有考上大学的原因归结为处理此案耽误了他对儿子的管教，这说明他有对高校有强烈执念，让儿子替他实现；他与我通话时字正腔圆底气浑厚的表达让我觉得非常熟悉，后来才突然想起这就是我小时候从有线广播里听到的地方播音，这又告诉我他大概没有从青年时对理想的渴望中走出来；他大概觉得自己所有的不幸都是由于体制的束缚，他藐视官员的同时应该会尊重学者。

后来证明我所有的猜测八九不离十，我也就有针对性的采用策略。我第一次与他见面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的两位才华横溢的研究生正在跟我实习，我邀请他们两位全程陪同我接访，告诉他们不用害怕，有我在，啥也不用怕，他俩就拿着电脑记录。在贾警惕的询问这两位是谁时，我故作轻松的说这两位都是我指导的研究生，两位聪明的学生也都很配合的称呼我为赵老师。这大概奠定了他对我的情感接纳，赢得些他对我的尊重。聊了两个多小时这个“惊天冤案”后，他就跟我聊他把这件案子处理后的打算，说要写一部小说，小说的名字是《廊桥遗梦》，讲述官场腐败，说一个法院院长同时跟三姐妹交往，那三个姐妹的名字是“晓雅、晓慧、晓楠”——听完我心里一笑，他当年一定没有少看了琼瑶。身体不好，对女性的想象始终没有满足，这也就是他为何用大量的时间跟我讲述他的妻子是如何如何不通情理的缘故。我知道他需要的是心灵的尊重，我就给予了他尊重感。我向他赠送我的书，而且年三十主动电话拜年，电话那头他感动的哭。这个案子最后非常成功的化解了，说实话，这个案子的化解我本人都觉得有些突然。因为那一阵子我实在太忙，跟他电话聊的时间都不算太长，而且那个周末我就是想偷懒睡上一觉，所以就关了机（信访户可以随时打断我的周末），开机后收到他长长的短信，讲明他的感动和感谢，说要签息诉罢访协议，那时候我可是大喊一声热泪盈眶，立刻打回电话问候。怕他反悔，第二天就去看他，他签署息诉罢访协议，还非要写上对我的感激，还要与我合影，揽着我的肩膀跟我合影。

4.邢某安案

邢某安案的跨度更长一些。邢原系某国企保卫干部，1983年某日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脊椎骨断裂，按照当时的医疗技术，需要“咬除”几节脊椎。在我市甲医院进行手术后，下肢完全瘫痪，靠妻儿照顾。人非常聪明，被妻儿放到座位上后，可以驾驶电动三轮车到处转。2008年，因其他疾病到另外一家医院检查，被告知原医院手术有误，因为病历记载应该咬除“T10、T11、T12”脊椎，实际咬除的是“T11、T12、L1”。邢就开始起诉甲院，要求甲院按医疗过错巨额赔偿。这个案子在三级法院间来回流转了近十次，在流转过程中，邢在1983年拍摄的x光片丢失。邢称交付我们法官，我们法官说根本没有留存。案子在我接手之前，最后的结果就是原告不能证明损害结果与医疗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而驳回了他的诉求。他就开始无休止的闹访。他由于身体原因，并没有进京赴省，他的方式就是开着三轮车，车上放着高音喇叭，对我们法院和法官进行辱骂，车上还支着一个很大的辱骂法官的招牌。

分管民事后，我就主动约他见面。他很奇怪我居然用手机跟他打电话，因为别的“领导”都非常忌讳告诉当事人自己的电话号码，夸我对待群众很好，像“*的兵”。后来驾驶三轮到法院门口找我，我当然不会像官僚一样让他这样的下肢截瘫患者到接待室里去聊，我就是跑到大门口坐在他的三轮车上听他扯东拉西。他自己说当年出车祸是在执行公务，单位不给他解决工伤，但是当年那些身体很好的领导一个一个都被他熬死了——他生命力很旺盛，虽然下肢截瘫，年逾古稀但面色红润，可见子女很孝顺。而一个人的子女孝顺，又往往说明这个人“齐家”的能力很好，他有三名子女，能够齐家，大概说明他还是个讲理的人。虽然他成天拿着喇叭污言秽语的大骂，表现的歇斯底里。聊了三个多小时后，他告诉我他也是个党员，我就有些惊喜，稍微问了一下情况，大概是长期瘫痪在家，也没人找他要过党费，他也没有什么组织生活。但他依旧表达了对党的强烈认同和归属感。于是我就从党性切入，我让他看看自己骂大街的样子像不像个党员？他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从那以后再也没有骂过大街。我当然觉得以前的案件处理还是有问题的，虽然经过几级法院都驳回了，我还是觉得有问题，于是就建议启动再审，再审过程中也打消他的过高期待，最后他接受了我的判决。这也是我分管民事两年来第一个成功化解的案例，他跟上面说过的李某敏不同，他化解完后给我送过锦旗，然后就再也没有*扰过我，电话也没有打过。上面那个李某敏，我已经把自己定位为她永远的倾诉垃圾箱,而这个老邢，真的就是彻底的了断。

5.薛某英案

薛某英是我接触的当事人里面最有名气的一个，她属于我区著名进京上访人员。而且跟其他长期上访户不同，她是唯一一个胜诉上访人，而且我的化解策略跟对其他人采取的也不一样，我是采用了一种多少带有“将军”色彩的方式将此案基本上消弭于无形。A村是我区城中村，这个村毗邻笔者曾经就读的中学，我可以说是看着这个村的农田一点一点、一块一块消失最后变成高楼大厦的。薛是我市某县人，在当地结婚生子后因故与前夫离婚，带着子女在是1995年前后嫁到该村，与某乙结婚，结婚时双方均已近四十岁。某乙有较明显智力缺陷，长期与兄长甲共同生活，与兄嫂共同居住。薛、乙结婚一事都是由甲张罗安排。由于乙的实际情况，该村将乙的承包地与其兄一起分配，两人共同耕种，算是一个小组与其他承包户区分。薛与乙结婚后，甲就将兄弟二人承包的农地予以划分，分给薛乙两人一部分。由于当时该村大部分农业用地已经被征收为建设用地，因而他们各自耕种的土地非常零散，地块都很小，七零八落在好几个地方。结婚两三年后，薛认为甲没有把其掌握的承包土地在兄弟二人之间平均分配，就开始了一系列诉讼，既有行政诉讼又有民事诉讼，而且均是一审二审再审，最后法院完全支持了他的诉求，认为甲侵犯了薛乙夫妻的权利，判令对方赔偿其若干万元，这个数额基本就是她的起诉请求。判决后，她申请执行，执行过程非常困难，但我们终于还是克服各种麻烦全部执行到位。全部执行到位后，薛就超越在诉讼程序中寻求保护，开始上访。她进京多次，不但给法院，更是给该村（后来已经是居委会了）所在街道、我区党委政府带来了巨大麻烦。她信访的要求从法律的角度看当然有些荒唐，但她就是很严正的坚持着，她说原主审法官故意袒护某甲，只给她判了这么点钱，其实对方手里还掌握十三块地，应该平均分配，换成市场价格约为几百万。她反复闹访，包括我们区委主要*在内的各常委几乎都接待过她，她的要求始终没有降低过：“不让我上访可以，在某某路（我市最繁华街道）给我两套均不低于120平方米的门面房；再赔偿我200万元。”

我现在还很清楚的记得她第一次跟我打电话时的傲慢甚至说狂横，但这些东西已经丝毫不能引发我的不快，我很快就用非常亲热的“某英姐”“姐姐好”之类的话语化解掉她的进攻。然后向她解释我这会很忙，待会儿给你打回去。而我其实那会儿并不怎么忙，我这么说一是让自己进一步梳理谈话的思路，二是让她震撼于我真的敢给她打回去。说实话，主动给上访户打电话，而且是用手机打回去，让对方掌握自己的手机号，这种行为是相当罕见的，也是会产生震撼的。两个小时后我主动给她打电话，约她来谈话。而且，由于我知道这个案子的化解难度，所以我决定先拿出三个整天陪她，我安排了某周的周四、周五和次周的周一，次周的周二、三、四都安排了开庭，如果这三天没有效果，我就打算再找时间与她长谈。

见到她的时候，我心里认可了自己事前的猜测。她衣着干净、口齿清楚，长的也清清爽爽，虽然年过六十，但并没有同龄女性的臃肿邋遢。年轻时应该是个美女，肯定也是因美貌而自信故而对未来生活有着很高期许，但婚姻不幸离婚，心理挫折感应该很大；后来为了生活不得不嫁城里智力有重大缺陷的人，夫妻之间肯定没有什么交流，挫折委屈进一步放大；与家人闹的水火不容，必然也没有其他倾诉渠道；通过拆迁已经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她不需要为生计而从事生产劳动，她有的是空闲时间。这样综合起来看，她心里压抑着许多对生活的不满，又没有可倾诉对象，又不需要谋生，所以上访已经成为发泄心中愤懑的基本渠道，在上访中获得尊重，获得与她心目中“高大上”的上级平等对话的机会，大概也是她的自我实现。

于是我就把方案定在满足她的自我实现上。认真聆听她陈述的她的生命历程和争议每一小块土地，那些土地如今早已成为建筑物的地基，但我就是一块一块给她捋，地貌发生重大变化的地块，则请她一块一块说清楚变化前后的位置。这样用了三天的时间，她给我讲清楚了所有大小不一的地块。中间她不停地想混淆讲述，我就温和的把她的话题引回来。这样她最终陈述清楚了几小块地，她感激的要命，说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一个领导这么长时间听她把话说清楚。我会心一笑，因为我知道，她其实并不是想把这些她自己也是道听途说的“地块”客观理性的表达清楚，她只是想跟人说话，想让人尊重她，想宣泄罢了。后来我接着追问，这些地值多少钱？她开始闪烁言词。我则拿出己饥己溺的样子跟她说：“姐姐您赶紧重新起诉，我亲自审理，物上请求权没有时效限制”。她表现出沉默，说回家考虑考虑。回家考虑后回来告诉我说这样不行，太麻烦，而且太慢，你们法院没有真事，就让政府给我两套房二百万就行。我则明确告诉她“政府又没有占你的地，当然不行，您想寻求保护赶紧起诉，您信不过法院，总信得过我吧？”。她就很不高兴的回去了。后来我又主动催问她咋还不起诉，她也没说什么。这个案子也谈不上最终化解，我们应该允许人心里坚定的认为自己是委屈的，没有必要非得诛心。后来她除了偶尔给我打个电话，打电话也没有别的事情，就是非要加我微信，她的微信头像是她的照片，照片旁边几个字“公平、公正、公开”。我当然不会通过她的好友申请，但这个头像进一步证明我对她的判断，我只是每次都用非常诚恳急切的语气催促她赶紧起诉，她也只有每次都转移话题，继续沉默。从那以后，她呆在家里，再也没有去过京、没有赴过省。

6.张某云案

张某云这个案子应该说有些法律上的疑难，当然也算不上多么特别疑难。疑难就在于我对三级法院、以及两级检察机关现有的生效判断有些不同意见，我觉得这个人的确是有些委屈，所以才容忍她开始的胡搅蛮缠，费劲移山心力最终化解掉的。这个案子的结案报告就两万字，这里我只能简单概述一下：刘某欠张某云几百万钱，实在还不上了就用自己的厂房三栋及相应占地抵顶欠款，双方倒是没有签订土地买卖合同，签了个25年的租赁，这个厂区一次性租给张某云，欠款算是一次性交付的租金。刘某原有厂房并没有合法建造手续，是当年大建工业园区时直接建在农用地上的，房屋和土地都没有进行合法权利登记。在张某云与刘进行交易磋商的同期，土管部门下令拆除刘的违章建筑（但始终没有拆除），土地收归国有。收归国有后，政府将该宗土地以招拍挂方式出让给钱某公司，又将没有实际拆除的三栋厂房租赁给钱某。张某与钱某因此产生争议，并引发好几级行政诉讼、好几级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还没少到纪委检举揭发。最终法院还是认定张某阻碍了钱某对土地的合法使用，应当按照经鉴定评估的土地价值赔偿钱的损失。张某不履行判决义务，对方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张某情绪激化，要求我院一审法官（女性）自行把原判决纠正过来，否则就到她家里拼命，说既然不让她活，她也不让法官活。然后准确说出她家住址，且很清楚她家只有母女二人。张某的丈夫始终陪同她一起，他是我市很有名的一个散打教练。

与其他上访户不同，我化解这个案子是从消除法官的人身危险开始的。我当然不会傻乎乎的因为她说了狠话就拘留她几天，那样只会进一步激怒，出来之后呢？法官面临的威胁岂不是更大？我就直接破口大骂，我当然不会骂张某云，我就是骂他老公。用词很不讲究，就是用使用国骂，我说：“你谁也是条汉子，跑人家娘们家里吓唬人家娘们儿算啥本事？你他娘的要不要脸！有本事你冲我来，我家在哪哪哪。”于是就镇住了，再也没有敢说过要去人家家里弄死人家的话。我当时其实也没有到非骂他不可的地步，基层工作多年，对辱骂的耐受阈值相当高。我骂他只是为了“引火上身”，我觉得我对单身女性法官有这种起码的保护义务，如果她家有男丁，我似乎也不会这么鲁莽。交火的那天下午，接待室一个人也没有，他要真跟我动手，我也没有什么胜算，但我就是把他镇住了，镇住之后才开始讨论他们面对的具体问题。

坦率说，虽然他们夫妻的诉求被三级司法机关否定的非常彻底，但我仍然发现了其中有个很大的缺陷。张某认为钱某的土地、厂房都是非法取得，打了行政官司都败诉，我们承认钱某对不动产的合法权利；但即便如此，此案在多次、多层司法程序中都没有调查张某到底占用了钱某多少房屋，双方在以前只进行了相互之间的权利争辩，法官也就笼统的判令张某赔偿钱某整个厂区的占地损失。这是很有问题的，标的物没有固定。但这些话我没有说给她听，我觉得这样给一方当事人出主意让他对抗生效裁判不是法官该*事情，我只是宽慰安抚听她说话，建议她走合法申诉渠道。这个渠道当然没有走通，我也就只好陪着她们一次次聊天。她知道我白天很忙，经常早上七点多给我打电话，而我那时候一般都是在骑车上班的路上，所以我经常一手张把一手接她电话，一聊就是半小时，聊完也到了单位。她们这个案子进入了执行，钱某大概也经常到法院催促，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看到了我接待张某云，反正某天晚上十点半左右有个陌生电话打来质问我为何喊张某云姐姐，说他就是钱某，他看见我对张某夫妇很好，要去纪委控告。当时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还是很沮丧的，我向他解释我对老百姓都很好，我问了问他的年龄，然后就一直喊他“钱哥”。但事后想来，这个电话就是我化解这个访的契机，因为我可以正大光明的与钱某谈话了。我毕竟只是化解信访，我没有理由约谈对方当事人，他主动找来质问，反倒是给了我怀柔的机会。钱某后来主动承认张某其实只占用了三排厂房中的一排，这个事实我个人觉得已经能够动摇以前的判断，但案子已经把所有的法律程序走完，想重新启动谈何容易，于是我就几乎是乞求钱某按照差不多原判决三分之一的数额执行，这不但是因为钱对我抱有敌意，而且他此时的确具备法律上的正当性，三级法院的文书在那，他当然可以要求严格执行法院判决，想打动人家，只有把自己的尊严豁出去。开始双方都不答应，张某依旧觉得自己冤的要命，顶多给对方两三万块钱；钱觉得这么多年损失很大，她占用一排其实影响了全部土地的使用。不过，最后的结果还是不错的，在这个三分之一的数额上基本达成一致。而且，跟前面说的贾某立案件一样，这个案子的最终化解也是突然出现的。张上午面谈的时候还不接受，中午就突然打电话接受了，她说她再也受不了我当她面给钱某打电话时那种低到尘埃里的样子，她心软了。

7.权某案

假如单纯从化解痛苦指数而言，权某这个案子其实不算高，但由于他性格、境遇方面的原因，这个案子成为我消耗时间最多的一个化解案子。案子已经可以成功导入新的诉讼，但如今他还是时不时的给我打电话，我有空的时候就听他瞎扯几句，没空的时候就嘻嘻哈哈“训”他几句。赶上我开庭、开会不方便接听，我会立刻挂掉，但事后一定得想着打回去，因为要是不打回去，他一定会跑到法院见我，那样只会耗费我更多时间。不过如今虽然还必须在他身上耗费一些时间，但这些时间已经不是接待他之初的痛苦坚持，而是可以说有些轻松愉快，当然对这种无聊无益的时间消耗，我心里也是很烦。如今我可以拿着他的大肚子开涮，他也高高兴兴开我的涮，他见我本来也没有啥理性诉求，因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两天不见我就想我”——这种心态在时间成本为零的人身上很常见。这再一次说明，很多老信访户刚硬的诉求背后依旧是巨婴让人都“看看我”的寻求关注，他们都没有成功的完成人的社会化。

他的案子事实很清楚，属于“拿规范来理解事实”的解释问题。老权欠张某100万，证据清楚，张某持有向权的付款凭证和权某书写的欠条字据；朱某欠老权130万元，证据也算清楚，朱某向老权出具有130万元的欠条。2010年某日，张某带着十几个人到权家中索债，约半小时后走出，权某紧接着报警，称张某在家中将朱某向其出具的130万债权凭证抢走，张某不承认此事，公安机关以双方之间存在民事纠纷为由未立案审查。几个月后，张某向法院起诉，要求权偿还100万元；权辩称张已经将其对朱的130万债权字据拿走，本人已经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对张履行完债务；张当庭否认在权家中拿走朱某的130万欠条。那些年上级对审限的要求不严，重点还是调解率，这个案子庭后也没有很快宣判。五个月后，张某主动到法院将朱某对权某书写的欠条交付法院，法官让她解释为何拿走权的130万债权凭证，她不承认双方达成债权转让合意，而说是权觉得她能量大，让她帮着自己跟朱索要债务。案子调解多次没有调解成功，法官判决支持原告诉求。理由是权某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完成债权转让的合意，且权某报警的行为与其称合意行为矛盾，故其抗辩不予支持。权某不服，提出上诉，但称穷的交不起上诉费，就没有上诉，一直申诉、申请检察监督，但都被驳回。驳回的理由要么是没有新证据，要么是原判决理由。后来这个案子就进入执行，权的账户被搜罗罄尽，房屋也被清退，清退时其妻子情急之下脱衣胁迫法官，被女法警处理。房屋清退后，权回农村居住，其妻也与其反目分居。

我接手民事的时候，他已经为他的事情奔走好几年了，四处碰壁，情绪非常不稳定。喜怒不定，一会儿嘻嘻哈哈，一会儿又暴怒无比。而且只要他发火，就大叫这是不让他活了，他非得找几个人一起死才行。而且他似乎对他信仰的某些民间“大仙”很有意见，说自己成天烧香上供，一点用处也没有。我流露出对他的“大仙”的轻蔑时，他大怒，说“你们这些当官的个个贪赃，我们老人家（就是说他的仙）看的清清楚楚”。接访时聊到这种怪力乱神其实是很好玩的事情，能够让我紧绷的神经放松一下。我跟他好生讲了一番佛法里面的逆增上缘，只懂野狐禅鸡汤的他当然也是云里雾里。我又说回去给你老人家好好上几柱香，让他看看我赵耀彤到底干净不干净。他满腹狐疑又满脸傲横的走了。我没想到他当天夜里十二点多就给我打电话，按他们的讲究，大概只有子时才能通灵，那时候还没有彻底征服他的心，所以我还是强压怒火接听电话。他那头激动的要命，说老人家说了，我老赵是观音菩萨座下的第四个学生，青衣书生还是什么。还说他打一见我就觉得我果位非凡，没想到居然这么高。把我给乐的一宿没睡。打拿以后，他再也没有冲我发过火，我就是尽全力说服其他同志让此案进入再审，因为我觉得这个案子不是一个有没有新证据的问题，而是仅仅凭借原有证据，就不应该得出原有的解释。而且，原判错误的地方在于把需要法官解释的问题给偷换成一个证据问题。我的理由是很充分的，比如虽然权的债权凭证是非自愿被抢走的，但他事后并未申请撤销，可以推定他事后接受承认的张的强制缔约等等。这个案子主要就是考验法教义学功底，我说服其他同志接受，费了好大力气，不过好在还是成功进入再审了。

8.某琳案

某琳是个1950年生人的老太太，她跟我们单位一个小姑娘重名，我们这位小姑娘也常常因为与这位言行奇葩乖张的老人重名而感到不好意思。某琳这个案子属于简单的不能再简单，她闹访也属于无理的不能再无理。某琳亲兄妹五人，父母离世后留下两套房子，她过于强势，不让其他兄妹沾手，然后其他兄妹联合起来告他要求均分遗产。一般来说，亲兄弟到法院来闹遗产分配的时候，当事人自己也是不好意思的，他们会向法官解释“没办法，家门不幸”等等。但这个某琳就始终让自己雄踞道德高地上，她声若洪钟的指责我们“我们家里的事情，你们法院凭啥管？！”“我们亲姊热妹都让你们给挑唆了”。她要求其余四兄妹当庭与她对质，说只要他们来见面，她不要遗产都行。而那四兄妹说早已领教她的出尔反尔，她把这些人叫来无非就是自己骂个痛快，根本不会有啥公平分配，坚决不来跟她见面，全权委托了律师。四兄妹均表示份额上可以让她多占，只是不能全占，不然太对不起死去的父母，说父母都是活活被她气死的等等。某琳退休前的工作单位是聊城下面的一个县的事业单位，她父亲退休前是我市某局一把手，遗产位于我区。某琳在我区并没有房屋，她到我院来回回都是做公交车，但她回回搅闹到晚上六七点，我们只好自己开车把她送回去。在这呆一天，跟着我们法官吃饭，她这么大岁数了，谁也不敢惹她。案子拖了很长时间才判，判完后她也不上诉，消停了几天。后来对方申请执行，她开始变本加厉的闹，她没有跟执行法官闹，她只是跟我们民事法官闹，她闹也没有啥具体诉求，她也说不出来判决哪里不公，她只是闹。闹到晚上十点才走是轻的，最重的一次是一晚上不走，睡在我们立案大厅里。我们也只好把自己的棉大衣集中起来都盖在她身上，派人轮流看着她。

事情最后的解决来自我的冒险，或者就是说我赌了一把。

当时我接待她的时候，她滔滔不绝讲述她的光辉历史，讲她祖辈当年跟着林彪打仗、讲她父亲是副厅级干部（我觉得应该是正处）、讲自己很年轻时就是省直机关干部，然后为了建设家乡才下来的——我判断她有强烈的表演*。她也不太喜欢跟我一人聊，她喜欢我们好多人在那站着她一个人训话，而且强烈要求别人都认认真真听。我有次跟她聊到晚上八点，不得不在手机上回复同志们的其他工作信息，她居然大闹说我不认真听她讲话，看手机是对她的不尊重——这让我判断她有极强的控制*。占用别人的时间表演，还要强烈控制，这就不难说明她恶劣的家庭关系。我突然想到她来聊城闹这么多天了，她的儿子了解情况吗？她儿子愿意她这么闹吗？很多人跟兄妹关系不好，但都疼自己儿子，何况她这么大岁数，争遗产还不就是为了给儿子吗？于是我就联系她儿子，没想到她儿子很冷淡，非常反感我们找他。由于他也是个机关干部，所以在我暗示我会就找组织帮忙的情况下带着自己老婆来见我们。他们小两口见了我们就大倒苦水，讲她如何如何坏，这两年在聊城闹，所以他们小两口才消停点，过几天安生日子，小两口哭的涕泪连连。说实话，那会儿我很绝望，咋就碰到这么个人呢？！但既然把人家儿子喊来了，还得说服他们把他娘领回去。我就劝他们说“*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她就是渴望关心，你们看，她来我们法院这么长时间了，从来都没有说过脏话”。小两口面面相觑，儿媳妇都震惊的“啊”了一声。我突然就明白了，哈，某琳始终在压抑着她说脏话的*，她明明想说脏话，又很爱表演，所以就压抑着，一旦她哪天压抑不住骂出口来了，会不会她就没有颜面表演下去不再来了？赌一把。

当我决定赌一把的时候，机会很快就来了。因为她年龄很大，我们怕她赖我们打她骂他，就始终用执法记录仪现场录像。有回大概是为了扶她，把记录仪放在旁白窗台上，后来就忘了拿。时候发现找不到记录仪，调取监控录像，发现是她拿走了。让法警去她家要，她不给。跑回法院要给我理论理论，我就故意说：“大姐，您作为副县级干部，能这样拿国家财产吗？这是不是偷？”她大怒，跳着高大喊“不是偷，不是偷，就不是偷”，我趁她不备，把记录仪拿了过来，她跑来抓我，我就绕着桌子跑，她追不上我，就开始破口大骂“赵耀彤，你娘里个逼、王八操的、狗日的、我操你娘......”,哈，说实话，当她开始骂的时候，我心里是很高兴的，我想今天终于扒下你的伪装了。我就让同事都给她录下来。立案大厅里围的人越来越多，我就在那介绍：“这是副县级干部，几个亲兄妹告她跟她争遗产”，她愈发气急败坏的骂，骂了一会儿大概不知道咋收场，就开始装晕。我们立刻打120把她拉走。120一来，她坚决不去，几个护士也架不住她。到那给她体检，发现她血压比我还好，身体很强壮，让我感慨老天爷为啥让这种人身体这么好。

骂完我之后到今天已经有九个多月了，她再也没有来过。她骂我的视频我专门从记录仪导入我的电脑上，时不时那它来碾压一下其他年轻法官，告诫他们“当法官就别太把自己的面子当回事，你们看我被这老太太骂成这个样子，有损我自己的任何尊严了吗？”

9.黄某案

黄某上访的理由非常奇葩，而且我化解他也相当顺利，只不过有一个没有终点的善后期，所以综合起来说耗费的时间也不少。他虽然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化解吸附上的痛苦，但在我接手之前，他的信访级别非常之高，以前的同志曾经试图采用三级终结的方式强行了断这个案子，但是没有被批准。他跟前期处理的同志都有着极强的对抗情绪，第一次跟我见面得花了一个小时“痛骂”曾经接待过他的同志，包括各级办案人。但现在跟我关系很好，八月十五前打电话说找时间跟我喝一回，因为觉得跟我聊天很“得劲（音deijin,聊城话就是很舒服的意思）”。他有我的手机号码，但几乎从来不打我手机，他总是打我办公室座机，我问他为啥不打我手机，他说知道我忙的要命，我是个好官，他能不给我添麻烦就不给我添麻烦——他也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我的关心了，说实话我很感动。

老黄以前在家里种地，他老家属于郊区，因而多少年前就不怎么种粮食，都种菜，收入还可以。后来城市扩大，那地方被拆迁，他也得到安置房，在城里买了一辆夏利车，挂靠某公司开出租车。那应该是他这辈子的高光时刻，他时常回忆起当时的幸福。后来他开出租老是出现些小事故，也经常被公司领导训斥，他多少有些小性子，就不愿意干这行了，2006年的时候就把出租车以市场价格卖给他人。卖车之后，他开过长途货车、市政洒水车、市区公交车等等，收入还可以，但都干不长。用他的话说，就是不愿意被人管。他就又想开他的出租车，但获得出租车的营运资格谈何容易？也不知他咨询了哪位“北京律师”，从2009年旧开始了他奇葩的诉讼。他卖车的时候从车上把那个铝制合格证牌子扣了下来，以这个牌子为权利凭据要求确认原车辆归他所有。这个请求显然是荒唐甚至可笑的，即便人们不懂特殊动产的登记对抗、不懂负担和处分的区分也知道他这就是“耍赖”。但他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起诉、上诉、申诉、上访，在最高法院登记过多次，属于年度通报的必须化解的终点人员。我接手这个化解案子的时候，正是上边赶上啥活动，要求一个月内必须让其签署息诉罢访协议。签协议是个很明显的对基层干部的“合法伤害”，很多人好久不访，已经把这个心放下了，就是被这个协议刺激起来继续上访。

这就是我与他谈话前的大体状况，他有很强的对立情绪，原承办人问他在哪里住的时候，他说住桥洞，他警惕心很强，怕我们把他抓起来。我电话约了他两三回才把他劝到单位跟我见面，见面后我们聊了三个多小时，我制作了详细的谈话笔录。笔录最后他保证哪里也不去了，听我给他处理他的案子——这就等于是息诉罢访协议。把老黄说服，让以前的责任人员震惊，其实也没有什么高明，无非就是两点：1、尊重。让他充分体验到尊重，他中年事业中断，家庭又分裂，把房子给了老婆孩子，所有的失败都归结为当年卖车，他要说的不仅仅是卖车，而是人生，我给他充分的时间说话，他想骂谁就骂谁，我一口一声大哥喊着他，最后他两眼含泪说从来没人这么听他说话；2、祛魅。他反复强调北京律师说的，牌子在手就拥有所有权，我就不跟他讲道理，我跟他摆谱，我问他北京哪里的律师，他说北京哪个地方的；我问他有没有联系方式，他说有；我说你把我的电话给他，让他跟我电话联系，我们讨论一下；他惊讶，我接着又把自己的江湖薄名吹嘘一通，让他看我发表的一些文章，然后请他转告他的“北京律师”。他打那以后，再也没有跟我提过北京律师，他接受了我的道理。我还笑话他，“哥啊，你可叫这个北京律师坑惨了，这个人把你当猴耍，咱本来是个厚道实在人，这不成了个死不要脸的老赖皮啦？咱可别找这个理了”。他脸有些红。当然，签了协议不代表工作完成，我时不时跟他聊天，在生活中提供点帮助，过年时给他拜年，他激动的不知说啥好。

10.夏某案

前面向大家报告的基本上是实现吸附甚至是化解的案子，但我也没有这么神奇，能在两年内讲我院所有的进京上访老户都吸附化解，仍然有两个是目前看不出有什么多好的办法化解，我也没有能力阻止他们信访，我能做的只能是在尽最大努力怀柔的同时走一步看一步，消减对抗情绪，在做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尽量争取缓解。

夏某属于敏感人群，他是部队转业干部。1990年代从部队转业后分配到我市某国有公司（央企，在聊有分公司），工作出色，很快就提拔为该公司审核部门的中层正职。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的工资已经每月两千多，年底还有奖金，而我当时的工资全加起来不过三百多块钱。2000年左右，公司改制，大部分员工接受改制条件，一次性补偿几十万买断工龄，跟原单位解除关系，他不同意。公司就调整他的工作岗位，把他从审核部门安排到工资与绩效挂钩的市场部门。市场部门不是他的强项，他的收入由于很差的绩效而骤降。于是又调整到后勤部门，在单位家属院当门卫，很长时间工资收入几乎就是我市发布的最低工资。2013年左右，夏某听说公司改制前他曾经考过单位内部的一个审核资格证书一直被扣，就找单位理论，后来在单位办公室发现2000年制作但一直没有发给他的审核资格证。他认为单位侵犯了他的劳动权利，要求按照审核岗位给付他工资等收入约两千万元，要求公司按照审核岗位给他缴纳养老金，解决他马上到来的退休收入问题。他不仅起诉，还去军委、国家信访局、央企总部多次上访。他的上访级别是如此之高，以致于省市都有主要*负责包案化访。夏的这个案子跟其他我化解的案子还有一点不同，就是他有一轮审理是我主审的，我跟审委会的意见还有些不同看法。夏的诉求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如此天价诉求显然不应得到全部支持，他本人的目的也是在于给他解决退休待遇，但他上访的理由都是要联系到转业干部受歧视上去。我跟他多次长聊，有时候就坐在单位院子里聊，其实曾经也聊出一个差不多的化解方案，但没有被采纳，这个案子也就一拖再拖。老夏跟其他信访户有一个非常可贵的不同是他身上依然有着军人的纪律观念，依然有着党性，他非常认可自己的党员身份，对单位近二十年不让他过组织生活非常愤怒，我俩很多谈话都是建立在对党性的认同之上的，他对我的接受也是能够感受到我给予他的党内同志的尊重。我也很奇怪他们原单位曾有的冷硬态度，“既然是党员，那就一分钱工资不要无私奉献”——他们大概觉得只要案子到了法院，一切我们都不管了。这种态度直到近期才发生变化，单位党组织变得积极主动了，这个案子应该会化解的。

11.翁某案

翁某案同样没有化解，而且说实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化解。而且，这个案子显然不仅仅是一个信访治理的社会问题，它提出的法律疑难，我想国内最顶尖的诉讼法学家可能无法在刑事规范法学方面给出明确的答案。

翁某这个案子我该如何表述呢？前边的案子都是有固定的事实可以认定，而目前她这种情况，我也很难说她的案情就是怎样怎样，也只能从她跟我打交道开始吧。今年政法系统教育整顿期间，我院整顿小组接到翁某的投诉，说她的案子快三十年了没有结果，整顿小组的同志仔细寻找后没有发现档案，但在1993年的卷宗登记表上倒是有记录，最后记载的卷宗去向是“移送”，原承办人员还在世，但已经是癌症晚期，问过一次后说毫无印象，也就没有继续追问。整顿组的同志把这些消息反馈给翁，翁当然不接受，大闹。这时候领导把这个案子交给我，让我处理。

我当然首先还是电话约她见面，她自己陈述是1992年12月底，她正在单位上班，孙甲、孙乙两位妇女无缘无故到她单位把她打了一顿，造成她流产，已经后来严重的婚姻不幸。她说她这半辈子都奇怪为何会无缘无故被两个不认识的人打，是永远的迷。她还提交了当时法院受案的预收费发票复印件，和法庭向孙甲送达开庭传票送达证的复印件，以及孙甲就第一次开庭没有到场向法庭做的说明复印件，还有她当年就诊的病历复印件等书证复印件。翁某今年已经快60岁了，嘟囔牢*抱怨都是免不了的，这些对我来说都属于接访日常，让我震撼的是，这个案子该咋处理呢？先是想办法寻找孙甲、孙乙，发现孙乙已经死亡，孙甲也马上70岁，一听法院找她，警惕且对立。她的警惕让我觉得翁的指控靠谱，就软磨硬泡劝她到法院跟我见面，她见过大世面的丈夫在确定我不是“刑庭”的人之后，带着他们的儿子到信访室与我见面。他们承认跟翁发生了争执，但两家之前就关系很好，是因为其他原因有孙甲带领其姐姐孙乙找她理论，理论而已，没有打架，事后派出所问了问情况，但从来没有跟法院打过交道。我让她辨认送达证复印件、和未到庭解释上面的字迹是否孙甲所写，孙甲否认，要求鉴定。

这就很麻烦了。在跟双方交流的过程中，我心里还是很倾向于翁的陈述为真的，她虽然说话天上一句、地下一句，而且说话不好听，经常冲我发泄，但还是能感觉到她的诚恳直率；而孙夫妻两口在陈述过程中居然窃窃私语，商议怎么向我陈述事实，这就大大消减了我对她们陈述为真的内心确信。但即便我相信翁的陈述为真，这个案子又能咋推进呢？案子又如何才能启动呢？就算我们认定当年存在这个案子，案子的结果也可能是原告撤诉、或者驳回原告起诉，因为翁还提交了一个我院告申庭几个月后给她发的传票复印件，这会不会说明她没有上诉，但心里不服气，后来走了申诉？这些都是推测，都不能作为证据，那又咋处理呢？

我想的一个大概方案就是先鉴定一下送达证等书证复印件上的签名是不是孙某所为，鉴定之后，我再以信访听证的名义组织双方当面对质，走一步看一步，对质之后怎么办？我也没有想好，只能是倒时候再说。因为是复印件，不少鉴定机构不愿意出结论，顶多给我们一个倾向性意见。我就向翁解释这件事，解释的时候她突然诡异的笑了一下，说她手里有证据原件，而且中院把所有的材料原件都给她了。说实话，我当时大惊，追问她卷宗是不是在你手里？她开始回避问题，反问我：“你们为什么三十年案子不处理？”。疑问就更大了，我立刻表明立场说既然想解决问题，就不要把证据隐藏起来。她不正面回答问题，我也就没有继续谈话。事后她又多次本人或让律师催要结果，我就告知要结果的前提是你必须把所有证据原件提交给我，她不接话。这个案子就这样卡住了，下一步怎么化解，能走到什么程度，我依然是一头雾水。

12.诉中化解

以上都是笔者在诉讼程序之外进行的信访化解，但在诉讼程序之中，遇到复杂案子，同样要付出审判活动之外的化解工作时间，难度因案而异。这些年对诉中化解付出时间最多、难度不低于以上诉讼之外化解的案子有三起，一起曹某成案、一起杨某清案、一起王某青案。由于诉中化解目的导向非常清楚，就是让对方接受将要到来的裁判文书，所以它跟诉讼之外化解还是有很多不同，本文从略。

基本的方法总结

我区是聊城的市中区，也是年结案超过两万的受案大户；而且我院长期进京上访人数长期以来都是全市第一，笔者接手前一度在全市占比达三分之二。今年七一百年大庆，也恰好是笔者接手民事审判两年整，今年大庆期间我院进京上访数为零。上边说的那几个还在化解过程中的案子，他们也都跟我有着良好的情感基础，不会在这些敏感时段到北京添麻烦。客观的说，这是一笔实打实的成绩。对照一些非常有名甚至全国有名的“热爱群众表演艺术家”，把他们在各种先进事迹报告会上反复叨唠报喜不报忧的那几个案例，跟像笔者这种全数据无一遗漏的报告对比，可以坦率说我经手的相关涉诉信访工作的确是有了重大进展。而且，从客观方面讲，这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化解一定说明了我在工作中有经验性的、可以重复使用的东西；从本人的主观体验上讲，我的确是经常复盘案例，从中总结提炼出一些接访原则，在接手新的麻烦上访户时刻意重复重复这些原则，在新的接访过程中检验并进一步锤炼这些原则。这些经验目前虽然仍属于个人体会，但它的反复运用均能获得成功，别人不用我这些办法就不能获得进展，这个事实应该说明我的个人体会是有实践理性——至少是有——成份的，是能够提炼一些方法的，是能够总结出来让其他同志参考用来解决相似问题的。说句实在话，这些信访案件大都不是一开始就找到我这里来的，他们来到我面前的时间也是先后不一的，当我处理后来的难缠对象遇到障碍时，我就刻意要求自己重复以前总结出的经验，刻意让自己重新上路、从头再来，要求自己像“赵耀彤”一样而不是其他“油子”一样干活，这样就很快进入状态，很快取得进展。

1.揽到自己身上来

化解包括上面这些上访老户在内的信访工作占用了笔者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一，当然，笔者说的工作时间远远大于法定的每周四十个小时。虽然笔者为信访付出了这么多纯粹劳动，但说实话，信访并不是笔者的本职工作，在目前系统内的考核要求中，我也只是对分管领域内的信访工作承担一个很笼统的管理责任，我并不需要亲自化解他们。即便目前我院信访工作取得这么大的进展，它也不会写入我自己的工作总结中去，另外有其他同志分管信访工作。我只是自己对目前这种信访考核模式、这种信访管理模式有些不同看法，但又不想让自己的思考止步于这种批评——其实也就是抱怨，所以才跳出管理模式要求的各负其责，进入动员模式的主动担当的。按照目前的信访考核制度，谁办案谁负责化解，庭长、分管院长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我觉得这种考核模式是站不住脚的，办案人如果办错了案子，应当依法纠正并承担责任，他本人承担对自己案件的信访化解责任，是很不妥当的，会产生很多负面激励，并且会耽误他大量的办案时间（因本文不致力于讨论制度问题，故从略）。这种模式可以反思甚至批评，但既然在目前状况下没有力量改变，那就把这事自己担起来。我不但要求自己分管领域内所有同志都把自己曾经不得不付出大量心血的陈年老访都交给我，而且还要求同志们把自己手中正在处理的疑难复杂的、对立严重的、有舆情风险的、有信访风险甚至人身风险的所有案件一律转交我处理。

这样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同志们省去了大量工作时间；第二，同志们免去了向当事人面前为自己判决辩护的尴尬，这种尴尬不仅是法官个人的尴尬，往大了说，那就是法治的尴尬；第三，我能够方便的让这些信访户相互联系起来，跟不少人担心的信访户联合起来完全相反，我是有意让他们联系起来，让他们相互比较一下自己的“冤屈”，让他们相互之间传播他们各自对我的观察和判断，这能像放大器一样放大各自对我的好感，而且我有意让他们一起来，让他们看到我在接待其他人时的辛劳；第四，最重要的是，方便我总结经验，方便我运用经验，我在一个人身上付出的思考、锤炼出的化解能力能够迅速运用到另外的案子上，由于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以致于我为这些在我来说很简单的化解付出的工作时间太少而被我排除在需要报告的范围之外。比如我曾处理过两起某法庭庭长转来或引发的大型村民集体访，那基本上就是让对方怒气冲冲来、高高兴兴走，让我有谈笑间灰飞烟灭的自我实现感觉。坦率说，把化解能力修炼成我这个样子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既然修炼成了，就应该有更多的担当；第五、大大减少了我的管理责任，我是法官，同时也是个基层小官，分管着我院一多半的员额法官，有着无法推卸的“带队伍”职责。承担起化解信访等工作，的确占用了自己大量工作时间，但这种付出让我收获的是同志们对我的真心尊重，和脚踏实地的忘我付出。我对稍微有些掉队的同志，稍微开小差的同志根本用不到耍嘴皮子斗心眼，我只需要让他跟我比一比工作量。最后这一点收获是我特别想强调的，因为共产党打天下的革命队伍就是靠这种干部带动战士模式激励动员起来的。

2.十小时定律

年轻时总希望自己能跟“成功”俩字沾点边，也就没少喝了成功学口水，那里边就有个二十一天定律。后来可能发现人不好骗了，成功学跟着水涨船高，把成功定位的更具体，成了“一万小时”，说只要为一件事情付出一万小时的纯有效学习时间，就能成为举世瞩目的“成功人士”。这些话也许真有他们的道理，因为我在接访的实践中就明显发现一个“十小时定律”，意思就是只要持续跟在一个上访户身上付出纯粹交流时间达到十个小时，而且要尽量保持强度，一次性聊十个小时未必可行，俺就尽量在最少的接待次数中达到这个数目。达到这个接访时限后，对方就会对接访人产生明显的情感依赖，事情就算没有得到化解，他也开始把你当成“自己人”。当然，由于上访人偏执程度不一、接访人水平能力不一，十小时也会因人而异。坦率说，在上边那些案子中，大部分人只需要在我持续付出纯粹交流时间三四个小时的时候就会对我有明显的情感依赖。真正让我付出纯粹交流时间达到十个小时的大概只有张某云和薛某英。

的确有不少基层干部对我说的“十小时定律”嗤之以鼻，他们会笼统含糊的夸张自己的劳动付出，说“那谁谁谁，我已经接待他好几年，无数次了”。这时候我常常非常没有情商的追问对方“无数次是多少次？每次面谈加上电话聊大约多少时间？”。这样的追问往往会让对方尴尬，因为大家常说的缠访多少年是指，也仅仅能指这个人上访开始的很早，是上访持续时间很长，真不代表接访人这么多年一直在处理这一件事情，那是不可能的。而所谓的无数次，大概也就是平均每月两三次，每次三五分钟。那这样算一下，一年到头，纯粹接访时间才有几个小时?又稀释到漫长的时间流里，还能有多少效果呢？“正心诚意，毋自欺也”，我们在上访人身上付出的真实劳动，需要自己给自己量化，不要笼统的用“好多年”、“无数次”来骗自己。

笔者说的“纯粹交流时间”，不包括接访前自己的准备时间、也不包括内部交流、请示汇报时间，仅仅指与对方面对面谈话和电话里一对一交流。而且，在致力于对方对自己产生情感依赖、信赖的接访最初的十个小时，要多听少说，认真记录。有些案子在见面之前也许已经形成了基本正确的前期判断，但这些判断都需要在面对面的交流中验证，我们要在这十个小时内让对方彻底打开心扉，一吐为快。当然，接访前期也不是完全由他自己天马行空，我们还是要引导，温和引导，不停试错，探索对方。但这前十个小时，主要的功利目的就是吸附。

前期的接访强度也是必须的，不然今天烧一下、十天后再烧一下，水永远烧不开。对这些长期缠访的重点老户的前期接访，最好安排一两次全天候的“大接待”，就是我这一个上午甚至一整天，都属于你。这样才能促进对方尽快宣泄完情绪，实现情感转化。随着经验、能力的提升，这个必要接访时间会相应缩短，然而不要对自己的能力抱过高的期望，不然很快就会失望，还是要老老实实先按着十小时准备为好。我推广自己这个方法时跟同志们打比方，“谈恋爱用得着十个小时吗？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这十个小时真正完全用到对方身上，对方不可能不对你产生好感进而接受的”。

3.琢磨人

聊城有个著名的五假干部卢恩光，一路靠骗，骗成了司法部的政治部主任，副部级干部。网上流传了他不少“金句”，比如“一定要琢磨领导”，他靠着琢磨人，一路过关斩将，让大量干部对其产生信任。琢磨是分析对手的重要手段，只是卢没有把精力用到正道上。战场上的优秀指挥员、商场上的优秀企业家、甚至运动场的赛手，都要有着对对手或者竞争者深入细致的分析，了解他们的习惯、需求，从而预判他们的行为。

没有人会轻视琢磨对手的重要作用，只是很多同志在涉诉信访工作中不愿意付出这种努力。他们尽管也会使用了尽量温和的语气、相当口语化甚至土气的词汇劝说对方，但这种劝说的实质还是居高临下的站在“法治”高度、站在“全局”高度批判对方，而且这种批判也是老生常谈的大道理。这种谈话，虽然不至于进一步激化矛盾，但不能走到对方心里去，也听不懂对方真正的需要，只能让对方进一步感受到谈话者与他之间的立场对立。他们也会拿出另外一套宏大的说辞来作为自己诉求的支撑，这样只能形成各自的立场表达，“坦率交换了意见”。必须真正重视信访人，把对方当成需要认真琢磨的“大人物”。

长期信访户往往有着对具体事物的偏执观念，他们还喜欢无限归因，把人生所有的不幸都归结到他所要处理的案子上面，往往会把许多个人的需求隐藏在具体的财产诉求上，他们可能在金钱诉求之外还有更多的其他情感需要。这些都得琢磨。琢磨到他们的内心需要，才能有的放矢采用策略。比如笔者在工作中遇到的女性上访户，多数不仅是事业不成功而且离异，情感破裂。但发现她们对男性在有着仇视敌意的同时，同样也有着出于异性的本能需要，她们同样渴望异性的尊重，这样对她们的行动就一定要注意男性魅力的展示。我是个非常不修篇幅的人，衣着大多数是几十块钱的淘宝货，而且工作中几乎从来不穿皮鞋，但只要接待这几位女性，我一定会把相对来说最能展示体型的衣服穿上，而且一定换上皮鞋。见面之前还做几个俯卧撑增加雄性的力量感，效果非常好。这些情绪极为激动亢奋的女性，与我谈话半小时后就能够变得安稳平和——我们不能推测人家是不是在想什么，但是我们要生物性的理解她们，这样事业、家庭双失败的女性是何其渴望男性的关注和倾听。相反，前文提到的张某云夫妻恩爱，她丈夫一直陪着她，她的化解吸附难度就比其他表现更激烈的离异女性更高。

还有男上访人，大都身体残疾。比如邢某瘫痪、杨某、贾某都是严重腿部残疾。残疾人对生活的不满，对日常积累的忿怒也许都是他们上访的下意识动力，这些要注意到。还要具体分析每个人，比如上面说的那个把中央巡视组组长都实名举报的老贾，我就猜测出他有强烈的文学梦想和持续的文字偏好，他仇视官僚但尊重学者，这些都非常神奇的帮我降低了化解难度。

长期老上访户的确很难化解，但他们跟突发性的集体访（那有另外一套非常行之有效的策略）有一点重要的不同，这不同就是接访人可以提前准备，准备不充分的时候甚至可以再以礼貌的方式告知对方把会面的时间拖后。这就给了我们充分的分析琢磨时间。分析琢磨要大体上分为两方面，一是对方的心理需要，尤其是藏在强硬诉求之下的心理渴求，要看到，要注意到；第二方面是我们对这个心理需要采取什么行动策略。这个前期预判还要在面对面交流时试错，调整。比如前面说的贾某，他在陈述自己损失的时候讲由于自己遭受这一惊天冤案，导致没有时间教育孩子，我猜他大概亲子关系不好，孩子学习不好，无法替他实现他年轻时考大学的梦想。于是我就在刻意“显摆”自己在教育方面的优势资源后热情动员他儿子报考研究生，给他改变命运的机会，还说如果孩子想学法律我可以给他当辅导老师。我越是主动表现出对孩子教育的关心，他越是不接话；他越不接话，我就越是不停的催他把孩子带来跟我聊聊——最后他彻底放弃了这个话题，不再提孩子教育失败这一巨大损失。

接访离不开倾听和包容，但倾听包容之外还要有把控，要掌握谈话的方向；而想掌握谈话的方向，仅仅是老僧念经式的嘟囔“要有大局观念”式的道义高调或者“看开放下”之类的乡愿，都是不太可能成功的，只能是“看人下菜碟”，琢磨出他心理诉求，有针对性的走入他的心灵。

4.尊重和喜欢

我知道同志们对这些老上访户都有着本年的恐惧甚至说讨厌。他们不但会没完没了的占用自己的工作时间，不停不休地压榨自己心灵里的新鲜血液，而且这些巨大的付出基本上不会被考核到，不会成为年终的绩效指标。何况他们大多由于生活失败而衣着邋遢很有味道呢？所以不喜欢他们是一种生物性自我保护的本能，是人性。但既然涉诉信访治理是组织的一项工作，是党治国理政必须要进行的一环，那我们还是要在心里用党性升华人性，强迫自己从心里产生对这项工作、对这些人的尊重和喜欢。

而且一定从心里尊重信访人，而且你心里的这种尊重一定要求自己真正产生，这样才能从言谈举止中外溢出对对方的尊重，不然只能让对方感受到虚伪的礼貌。对方也许不能用自己的言辞区分出这两点，但长期上访户跟各级政府官员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他们有一个算一个都极其聪明，可以说是“人精”，他们都能迅速敏锐的感知到你微表情下面的真正心理。所以，我们在接待甚至电话聊天时，一定要产生真正的尊重，如果没有形成这种尊重感，就再次修习党章，用自己的誓言激励自己。把对方当成“人民”的具体化，把这次接访当成自己磨砺党性的机会，要想到如果不是这样的特殊人物来到面前，我就根本不会有这样自我检验党性的机会——这样一想，就不但不会有恐惧和厌恶，而且会产生感激。

把这种情绪带到接访工作中，会极大的改变双方谈话时的“气场”氛围。这些老上访户初次见我的时候，大概都很奇怪于我那种“老友重逢”似的喜悦表情，评价我“见了人亲的要命”。“亲”是山东土话，大概就是“亲切热情温暖”的意思。这种情绪很能影响对方。前边说的这些老上访户，无论化解完没有化解完，有一个算一个全都跟我成为好朋友，我们时不时的打个电话扯淡聊天，我也根本不用顾忌他们会不会给我录音告我跟他们开玩笑。信任是相互的，人心都是肉长的，对上访户有了真正的尊重后，就能相互喜欢，相互产生真正的兄弟感情。对方的情绪变化不但可以感知出来，而且也能够从言语中表达出来。比如，我对他们的称呼一律是“大哥”“兄弟”“姐姐”“妹妹”等，他们开始都称我为“赵院长”，后来慢慢的都称呼我为“兄弟”“哥”。在他们亲热的称我为兄弟的时候，我就知道，隔膜已经打破，情感已经稳定了。这个时候，他们开始对我有情感反哺，看到我的累和忙，就开始觉得不大好意思多占用我的时间了。

5.放低姿态

放低姿态跟前边说的尊重对方是一体两面，自己在自己心里别把自己的法官身份、或者说领导身份当回事，就是个吃饭的职业而已，没有什么好高尚的，好牛逼的。法官的职业应当是高尚的，但不代表每一个法官是高尚的，我们这个行当里面照样有着那些污秽不堪的肮脏腐烂。别自己给自己端着架子让自己也“法律人格化”从而不可一世起来。事实上，那些经常把自己当成口含天宪的法律代言人的家伙，大概率连民法典都做不到通读，他们只能笼统的吹嘘自己掌握了法治的内涵真谛，而真正致力把民法典每一条的大概内容都记下来的人反倒会有着“学然后知不足”的谦恭。在自己心里把自己放低，不要觉得对方只是个无赖刁民，不要只会在背后批判对方的话是歪理邪说。其实，只要自己不能当面说出对方的言语逻辑哪里不当，甚至背后也只能说对方“不讲道理”而不能说出如何不讲道理，那就说明自己的能力不足，自己也只能表明与对方不一样的立场而已。立场不同，各自表述，又有啥好骄傲的呢？

前边说过，长期信访户都非常聪明，你自己有没有端着架子，他们能迅速感知出来，就是说不出来也会感知出来。比如前边说的李某，她就愤怒的向我控诉另外一位接访人“那个熊样”，她的确没有能力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那个熊样到底是什么熊样，但我知道她敏锐的感知到对方微表情透露出来的厌恶和鄙夷。前边提到的几位残疾人，上楼不方便，我当然可以请法警同志扶他们进电梯，让他们来到我办公的五楼来，但是这样端着不行。我径直跑到大门口把他们扶到一楼，随便找个地方坐下就聊，再不行就坐到他们自己开来的电动三轮车上扯东拉西。围观就围观呗，有人看就有人看呗，跟我吵吵几句就吵吵几句呗，有啥大不了的。哥俩勾肩搭背亲亲热热聊天，哪有这么多顾忌。

低到尘埃里，然后才能开出花来。我们放低姿态不是一味乡愿，不是为了讨好信访人，不是为了让他们不告自己，而是为了吸附、稳控乃至化解。“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这话往往被认为是道德说教，其实这里面分明包含着功利主义者的深刻经验。只有把自己的姿态放低，才能传递出尊重，才能走入对方心灵，才能赢得对方的尊重。

把自己接访的姿态放低，其实还有一个更功利的解释。这些老上访户个个久经沙场，他们已经见惯了许多比我们基层干部级别高很多的“大领导”，他们见得多了，也就慢慢在心里滋生出跟大领导平起平坐的模糊观念，他们跟基层干部说话时就会不自觉的带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这时候如果我们流露出高人一等的不当微表情，他们就会像被蛰了一样马上表现出“老子我见的大官多了，你算个屁”的愤怒。而如果我们始终谦恭，就会避免这种毫无必要的情绪冲突。

6.诉诸群众

支持长期上访户常年不懈进京赴省多种执念之一就是被他们误会误解了的“群众”观念，在他们的内心世界了，他们就是群众，他们就是人民，他们就是老百姓，而把整个政府体制笼统化为“当官的”。从而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拔高自己的道义优势，让自己处于道德高地，从而居高临下的对政法机关进行指责和批判，无论自己的要求是否合乎法理人情，只要得不到满足，就归因为“你们这些当官的不给老百姓办事”。这当然是一种妄识。我们可以从理论上讲出“群众”是个集合名词，它从来不等于单个的公民个体，任何人都不能擅自冒“群众”之名；我们也可以进一步使用一个雪藏多年的词汇“尾巴分子”对他们做径直的批判，从而区分出人民群众里的“积极分子”、“尾巴分子”和“人民群众中的大多数”。但是，这种理论批判在具体的接访场景中最好还是不要使用，因为他们肯定不会接受这种理论性批评，他们有坚持自己理解的“自由”。

消除这种妄识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带到大庭广众之下当众聊天谈话。大庭广众，人来人往，七嘴八舌，他本人很难在这些更具有“群众”性的普通人面前保持他本来已经在心里构筑起来的“我是民、你是官”的道德优势，他能够迅速意识到他和这些旁观者都是“民”，大家都是平等的。他不需要考虑“官”的看法，但他需要考虑“民”的看法。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虽然我也知道，旁观的人往往只是看热闹，他们不愿意惹麻烦不会参与评判，但他们还是会因为我开的玩笑，我玩笑中的引导而跟着我笑，或者发出语气词。这些语气词都会对这些上访户中顽固的“我是群众、我说的对”观念形成根本冲击。而且坦白说，绝大多数接访干部不愿意或者说不敢把信访人往人堆里领，已经给了他们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干部不敢见群众”。我这样突然反其道而行之，对他心理的动摇是很强大的。前面没有涉及到的一个无赖，就是笔者用这个办法迅速化解的。这个家伙说起来真是非常气人，他打老婆，长年累月打老婆，老婆实在受不了起诉跟他离婚，他不同意，第一次我们按惯例判不离；第二次判离婚，他老婆为了跟他离婚，把房子给他、孩子给他（他先是不要后来又要），还答应给他几万块钱。婚离完后，他就开始闹，让法官再把老婆给他判回来。他就是电话里闹，各种骂。开始我是懒得接他电话，后来想这样也不是个办法，教训他一次吧。就让他来面谈，他根本不愿意为他“把老婆判回来”的诉求付出多少成本，他连到法院跑一趟的成本都不愿支付，只想电话里训斥我一顿出出气。我就各种哄，哄来哄去他来了。我把他领到执行局的接待室，那里乌央乌央都是人。我就在那里跟他聊天，满面春风的聊他，再诉诸各种群众，让群众评评理，看看能不能判回来。大家都笑，有的壮汉子还骂他“这不是个憨熊啊”。他也不敢回嘴，也不敢说话，灰溜溜就走了，再也没有*扰过我。

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其实早就把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了，只不过我们现在把群众路线偏义化了。“一切为了群众”是价值目标，是灯塔导向；“一切依靠群众”是我们的方法路径。目前我们国力昌盛，很多“为了群众”的事情都可以由国家负担成本，但这不等于所有的事情都是国家包办，国家也没有这个能力包办一切。在这种人民内部矛盾面前，我们要时刻想到借助群众的力量，哪怕我们不用群众说一句话，我们只是想着让人民群众在场，只要有群众在一边观察旁听，就足以起到打破对方内心“自己就是群众代言人”顽固立场的作用。

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

7.不要攀亲戚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讲了一个中低难度上访户的故事，里面有一个桥段就是接访人员跟上访户攀亲戚，试图用亲戚关系与对方套近乎，用亲情枷锁来束缚一下对方。我在北大给同学们讲完这场电影后，也有同学跟我交流说可以通过上访人员的家人、朋友、亲戚对他们进行说服，利用社会关系中的粘滞效应。无论是小说作者还是北大学子，在面临这种问题的时候不约而同想到利用亲情绑缚一下信访人员，大概是基于对正常社会关系中的人情世故的体察体验，也许这就是人情社会给每人心里都注入了这种方法前见，让人们在解决问题时——无论是作为“民”一方时找政府办事，还是作为“官”一方时解决上访户的事——都首先考虑到人情，考虑到亲戚。

然而这是毫无用处的，真的，毫无用处。但必须坦率说，这个实践理性也不是我脑子里一开始就具有的，是在两三次碰壁后才想明白的。

比如我与杨某信一开始聊的时候就很注意攀亲戚，事前我就知道他同胞兄弟也是我区里的正科级干部，而且很厚道老实。我跟他弟弟由于不是一个部门，谈不上有多熟悉，但由于他也是个沉稳厚重爱看书的人，所以跟我也算“老实人惜老实人”，开会时碰到了都是很亲热的聊天。接待杨某的时候，我就想把话题引到他弟弟身上，然后再用这个途径套磁。但我很快就发现他并不买他弟弟的账，而且对他弟弟曾经劝他息访颇有微词。他还直言他弟弟“太老实，简直就是废”，让我千万不要找他弟弟。这让我很惊讶，故而赶紧截住话头，把话题转移到他自己身上，他就大讲特讲自己的神奇经历、神奇能力，告诉我只要他有启动资金（就是向法院的索赔），他能够在几日内很快就能通过“数字货币”资产上亿，而且他认识的“中央巡视组”成员在全程盯着这个案子化解，只要我把这个案子办好，能迅速把我提拔为一把手。

杨的言论让我想了很多，比如：他希望我把所有的关注都倾注在他身上，而不是他的亲戚身上；他自己事业不顺、人生失败，半辈子都活在亲戚阴影中，对亲戚未必只有感情，恐怕还有很多的嫉妒甚至嫉恨；他或许嫉恨自己弟弟不仅不帮他出面要钱，还劝他放弃上访等等。这些猜测基本上都应验，而且在后来的张某云（她亲舅舅就是我院退休干部）、李某敏（她哥哥是我高中同学的初中同学）案件处理中都得到了验证，我在稍微试探后就迅速改变了方向，把关注点直接指向他们本人，而且都没有与他们的亲戚联系。

长期上访户其实是秩序的挑战者，他们不仅挑战法律秩序，同时也挑战人情社会的秩序，他们心里往往有着唯我独尊的执念，并不太在意其他人的情感，也不会把其他人当回事。也许他们还嫉妒其他亲戚的成功，抱怨亲戚不为自己帮忙。所以亲情在他们这里没有影响力。而且即便我们找到他们的亲戚请人家帮忙，人家又有多少积极性愿意帮忙呢？谁愿意把自己的精力无休无止的奉献在这些无底洞似的心灵上呢？前边我说的那个某琳，自己的亲儿子都不愿意管这些事，因为她儿子深切地知道管他母亲会给他带来多么大的痛苦。我们又有啥资格要求人家的亲戚趟这个浑水呢？

不要攀亲戚，这是我的亲身体会，它不仅毫无用处，而且未必不会火上浇油。

8.主动打电话

主动打电话也许是我总结的这些方法中题目最不起眼的一个，但是这却是笔者觉得是在信访化解过程中最立竿见影的一个，特别是在接访之初。当然，这是个治标的手段，它也只能算是其他方法的一个具体实践方式。

很多领导干部甚至普通干部都非常忌讳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给当事人，特别是这类非常难缠的上访人，当对方打自己手机的时候，立刻表现出隐私被侵犯般的愤怒和痛苦，甚至毫无来由的产生对家人安全的担心。而其实这又有啥好担心的？也许正因为绝大多数接访领导都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当成核心隐私，非常忌讳当事人知道，所以当我用手机跟信访人打过电话的时候，他们无一例外全都表现出惊讶，反复确认这是不是我的手机号。我则告诉他这不但是我的手机号，而且你还可以随时给我打，不过如果我挂上没有接，你就不要再打了，我肯定是在开庭或开会，忙完之后，我一定会给你打回去。而且我说到做到，挂了他们电话，一定给他们打回去。仅仅是这一点，就大大抬高了他们对我的接纳度。我没有把他们当贼防着，我随时可以被他们找到，这就让他们觉得我是他们自己人，让他们觉得安心、觉得踏实。

当然，长期信访户都有着足够狡猾（不带贬义）来试探我的底线，他们也大都曾在晚上十点甚至十点半左右给我打过电话，这些都发生在双方还没有正式见面之前，他们还对我将信将疑。他们也许试图以这种方式激怒我，刺激我说出过头话以便录音后投诉，进一步增加他们心里的迫害感；他们也许就故意以这种方式向我释放他们可以随时干预我正常生活，被职业道德绑缚的我呢就必须在他们随时随地的召唤下俯首帖耳。这我当然是有办法的，我故意不接这个电话，然后我等到半小时以后打回去，如果他不接，我就一个劲的打，直打到对方接电话为止。我会先忙不迭的道歉，说刚才看书了电话打到静音，道歉之后再说这么晚了你打电话肯定有急事，赶紧说吧——这时候尴尬的是他，因为他并没有什么急事，他只是向操控我。我则用这种方式告诉他我不担心这种操控，我还会在半小时后，在更深的夜里对你反操控。你想释放可以随时干预我生活的信息，我同样可以“你半夜打电话肯定有非常紧急事情”的旗子下面告诉你我同样可以打乱你的生活节奏，你和你家人都要被打扰到。这一招非常有效，经历我这一番热情洋溢的电话斗智斗勇之后，没有人第二次半夜给我打电话。

信访户在长期与各级干部“斗法”的过程中，已经慢慢摸清了很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命门七寸，他知道很多大官只是看起来气势汹汹，但其实是个纸老虎，他们没有群众工作经验，害怕跟这些不按套路出牌（其实就是不跟他们的下属一样听话）的老百姓打交道，怕说错话被人抓住，而信访户“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反倒是在干部面前有着气场上强大的优势。信访户希望用各种办法让干部“怕”，他给你打电话，你不接，就等于是告诉他们你怕了，你不但怕麻烦，而且径直了说，就是怕他本人。而我就故意反其道而行之，主动打电话，亲亲热热打电话，就一下子破了对方的功，这告诉他们我第一不怕麻烦，第二我更不怕跟老百姓打交道。

开始的斗智斗勇过去之后，双方就会成为朋友，他们对我也就有了很多体谅。比如前边说的黄某、贾某，都知道我的手机，几乎从来不打，他们只是打我的座机，他们以这种方式释放对我的体谅。还有李某敏，每次都先给我发很长的短信，并不直接给我打电话。有些上访户就摸索出我最有空闲的时间段，他们往往早上七点半给我打电话，而那个时候基本上我都是在上班路上。所以，我常常是一扶着车把，一手拿着手机跟他们聊。有的时候差点被汽车撞到，我就愤怒的“骂”他们几句，他们也觉得不妥，忙不迭的道歉。我想他们的道歉应该是真诚的，因为他们真的不希望我被车撞到，这些哥们大概觉得，老赵要是出了事，谁管他们的事呢。

今年年三十，我挨个给这几个老户打了电话拜年，电话里我都能听出他们的惊喜和感动，曾经的文艺青年老贾则直接抽泣起来。主动打个电话，效果就是如此之好。

9.让他们结成联盟

电影《手机》里费墨费老有句还算有名的台词“这世界上的事情，怕结盟”。结盟之后，会相互传递信息，会相互激励意志，会有集体行动避免不了的极端行动逻辑，结盟后的力量大于单个结盟成员力量之和。长期上访户本来的力量就很大的，结盟之后，力量还不几何级上升？所以，很少有人会想我一样建议上访人结盟，而我如今是采用各种方法让他们“无意”中认识，让他们互留电话，互通声气，让他们结起盟来。

信访户结盟会有利于化解，这个判断背后的道理是我后来想明白的，但开始我只是跟着感觉走采用这个办法的。前边案子里面权某夫妇（他妻子没有与他离婚，在信访时二人还是利益一致的）跟张某云夫妇还有一个我没有写入的雷某夫妇的境遇类似，都是诉讼程序走完，而我又觉得案件本身的确有些问题，当时权某夫妇已经对我产生信任，张某云夫妇还没有完全被我归心，所以我就有意让他们两对夫妇一起来，让他们互相留联系方式，我是想让权某夫妇在他们面前当我的品行证人，让张某夫妻对我产生信任。后来发现效果很好，我就刻意在集中接访的时候把他们都约来，让他们在一边聊，聊我本人，聊他们的案子进展。他们各自也都愿意向我报告其他信访人对我的评价，他们也相互打听其他信访人案子的进展，效果都是积极正面的。

道理其实也不难想明白。长期信访户往往会觉得自己天大的冤屈，但冤屈经过比较就会觉得自己的冤屈好像也不算什么事。比如前边说的老贾和老权两个人聊天时就吵了起来，都觉得自己的案子冤，对方的不算事。这很有助于消解他们的迫害妄想，能够更平和的对待自己的所谓冤屈。结盟后，他们会互相消解各自的冤屈认知。

更重要的是，信访户之间无法形成真正的同盟，他们没有共同的利益诉求，而且依照他们唯我独尊的自我性格，就算有共同利益诉求，他们也会出于各自的利益算计，让别人先出牌，自己搭便车。

他们“结盟后”，期望值会在相互比较后有所降低，他们对我的认知会在相互交流后大大增强——各自道听途说的关于赵耀彤的各种赞美都会被他们添油加醋的相互传播，进而极化强化，所以在这几个盟员里面，我的形象几乎是带着光环的。而在那个拒不理会任何上访人员的某琳那里，我就永远是她鄙视嘲笑甚至辱骂的对象。

附带说一句，我之所以不怕上访户结盟还因为我不怕集体访，集体访是信访案件里面相对比较来说比较容易化解的，我有着多次快速高效处理集体访的成功经验。其中有多次业主集体访、非法集资受害人集体访、农民集体访、健身房办卡人员集体访、下岗工人集体访等等，除了拆迁户集体访还没有遇到过之外，其他种类的集体访基本上处理了一个遍。集体行动，往往更有规律，也就更容易对症下药，快速平息。我处理集体访是如此迅捷（每次只要两三个小时），以至于我根本不想把他们当做引发我足够疼痛的接访经历记录下来。

10.要敢于批评

信访化解过程中，当然不能只是站在“法治”高地上对信访人做“不法治”“不大局”的道德批评，要从心里尊重这些上访人员，这些我在上边已经从好几个角度说了很多。但是我更不要因此走向另外一个反面，那就是不敢直面上访户的无理、非法甚至荒唐荒谬的诉求，不敢批评上访户无限的归因、无依据的猜疑联想。如果我们说第一种做派是装模作样的官僚主义，那么第二种做派就是精明算计的乡愿德贼。

见了上访户，要情感吸附，但绝不等于无原则的妥协退让。很多人，特别是有些部门专门“养”起来的道德表演艺术家就非常善于此类表演，他们见了上访户，同样非常热情，但是他们抱定了把这个上访人哄走，骗走，不让他找自己麻烦的想法，他们只是想着推卸责任，想着甩锅，让别的同志唱黑脸得罪人，自己只想着收获“亲民”的口碑。这些人往往不具体承担信访考核责任，他们也没有党性把这些信访人主动揽在自己身上，因而从来不敢想着批评，想着泼冷水。

上访户，特别是长期上访户的诉求，很多都是没有道理的，对这些诉求和支持这些诉求的理由都要敢于批评，敢于坚持。而且批评的时候有两个铁律必须要坚持，如果不敢使用这种办法，就一定要从自己的党性里面找原因，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足够的党性修养让自己担当。

第一个是一定要说我就觉得你这个不对、不行，你这个想法没有道理。把否定对方的主体清晰明了的定位在自己身上，就是我本人觉得你这个不对，千万不要笼统含糊的说“上级领导觉得不对”“别人都觉得你这不对”，那样就会给他一个情绪上的出口，他会觉得我本人还有可能支持他。就直接了当说你这个不对，不给他再找想象中的“其他领导”理论的余地。熟了之后，就可以直接跟他们说“这事你懂还是我懂？你懂你咋不去大学教课，人家让我去？你信得过我就信我说的理”。这种论述当然有重大逻辑错误，典型的诉诸人身谬误，但是跟这些老百姓讲道理，只要你敢忘自己人身上揽，只要他们对你的人身产生信赖，他们就很容易被诉诸人身的谬误说服。

第二个铁律就是说如果要骂就把自己跟对方裹在一起骂。长期上访户有很多无理诉求，这种诉求否定之后最好进行一下道义上的、情感色彩浓厚的批判，因为这样的批判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遇到，能够给他们产生震撼。比如，如果批评对方的诉求太过分，我们可以说这种要求“太不要脸了”，但千万不要说“你这种要求太不要脸了”，那样只会让他觉得是在骂他，肯定会暴怒而且会去纪委告我。我常用的办法是把自己裹进去，比如我会说“靠，咱们哥俩要是像组织提这种要求，那就丢大人了，咱俩的脸都不要了？人家就说咱哥俩都不要点脸了，人家就会笑话咱们哥俩”。这样口口声声把自己跟他裹在一起骂，即能对他产生震撼，又让他说不出啥来，就算他录音去告，也不好说我对他有啥言语不敬。他反倒会觉得我跟他一条心，跟他一个战壕。

11.抱定终生，不求速结

这是一个态度问题，但同时也有重要的技术意义，因为我们只要是表现出急于结案的态度，对方的诉求就会紧接着水涨船高。我们首先要克服住心里的厌倦甚至厌烦，把自己大量的工作和业余时间都拿出来听他们讲，陪他们聊。这样才能吸附进而化解，得把自己的后半辈子都豁出去才行。而我们真正有了这种豁出一辈子陪您聊的劲头，而不是上推下卸、相互甩锅，反倒会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突然接到对方主动要求息访的电话。前面说的老贾和张某云夫妇都是这样突然告诉我他们接受息诉罢访方案的，幸福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让我高兴的在办公室里蹦上半天。

我们是承担着国家基层治理责任的一线干部，不像很多信访管理者一样只是对别人提要求。所以我们一定要能够抵挡住信访管理人员出于管理利益对信访工作所做的各种考核要求，比如他们根本不顾及实际效果强行要求你必须在某月某日前让某人签订息访罢访协议。这样的事情，基层干部都不陌生，很多已经没有多少上访意愿的上访人就是被这样的限期签字激励起来继续上访的。这时候我们就要敢于实事求是的把问题讲清楚，要能够防止这种强迫考核对信访化解的冲击。

12.建立并运用口碑

这个问题严格说不属于方法范畴，而应该属于接访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口碑包括两个方面，主要就是自己的业务能力和清廉操守。并且既然是口碑，就不是自己的大吹大擂，不是系统内部的先进表彰，而一定是和法院相关的社会圈子里面各色人等的口耳相传。上访户长期浸淫其中，很容易打听到接访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打听之后，就会对接访人产生强烈的信任。在接待上边这些老上访户过程中，我的口碑也不是没有发生作用，但由于他们心理诉求太大所以还不好看出效果。在其他我没有写入的信访、闹事化解过程中，口碑的效果简直就是立杆见影。比如我接待的某村村民集体准备闹访案，那个案子的确是我们自己的法官工作不当激化的，我也给了那位法官严肃的批评。他对案情判断错误，做出不利于村集体的判断，大概对判断不是太有信心，还想着以判促调，给村民讲明判决结果更不利，希望村民接受调解方案。这激怒了村民，法官也没有敢下发判决书，村民回村后代表积极组织大型集体访。该法官立即向我报告，我听完情况后就知道该法官思路错误在哪，同样的事实应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我立刻电话联系村民代表，那时候已经到了晚上八九点钟了。我向他表明身份，说这个案子要更换承办人，由我本人审理。他们大概正在喝酒，一大帮子人嘴里在那不干不净的骂，说你们当官的都不是东西，我们明天就去市委告你们，去一百人。我一听对方说的是酒话，也就委婉中断了谈话，赶紧准备第二天市委接访预案。没想到夜里十一点多的时候，他打了回来，向我道歉，并且说相信我能给老百姓个公道，服从我的审判，绝对不会拉着老百姓集体闹访。我很奇怪，也不相信他咋就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了。慢慢问才知道，他亲表妹是我化解的另外一起涉房屋一房两卖问题的业主集体的群众代表，那个官司非常复杂，找了律师也没怎么说到点子上，最后彻底赢了官司，她对我的专业能力和职业操守都是相当认同。他提到了他表妹，我就放下心来，这起突发集体访也就消弭于无形了。

必要的结论和初步的理论思考

01 不是刻意炫耀，而是说党性是激励我采用上述方法化解上述案件最主要原因。党性让我产生强烈的工作动力。

02 以自己为方法，就是以自己的党性为方法，把治理问题揽在自己身上。

03 信访中的管理问题和治理问题。治理问题就是最终解决，管理问题就是让别人解决，基层干部要有治理意识，最终解决这些问题，在解决之前把他们吸附到自己身上。

04 控制系统和动员系统。党政其实是动员系统和控制系统的统一，我们目前重视的制度建设、法治建设其实基本上只在控制系统中转圈，不要忽视党内的动员系统、动员机制。这会大大降低治理成本。

05 在基层涉法涉诉信访治理中获得党性升华，获得党性实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提升主观世界。暗合修治齐平的大学传统，进一步完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作者

赵耀彤，聊城市东昌府区法院副院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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