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大话西游》（1995）中紫霞仙子对浪漫爱情的期待。

因此，对女性主义者而言，戳穿浪漫爱情故事的虚伪本质极为重要。这样的分析是基于对社会结构性矛盾和性别意识形态话语的批判，对促进女性觉醒、社会文明进步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但这当然不是要我们否定浪漫爱情的积极意义。

在过去，追求浪漫爱情是对传统礼教的反抗，无论是五四运动前后兴起的“恋爱自由”口号还是更早的“为爱出走”的故事，无一不是对封建纲常伦理的抗争。正如李海燕所言，中国传统的情感要求是基于一种儒家感觉结构，以儒家情感体系绘制成的一张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道德情感坐标网络，要求个体以此调控行为，进而形成规范性的身份认同。在这里，婚姻是一种承载社会经济功能的公共制度，而浪漫之爱，只不过是无法获得主流社会信任的存在。因此，古代社会的浪漫爱情故事被推崇的原因是它们在一种“自发式、感官性和个人化的幻想中，表达出了对于个人能动性的期许和对于情感普世性的信仰”。而女性成为浪漫爱情故事中男女结合的主导方，实则暗含女性在追讨爱与性的自主权，是一种对以父权为基础的封建家长制的反抗，也因此，《情史》《牡丹亭》尤其是《红楼梦》中那些敢于反抗礼教、追求自主爱情的男男女女显得尤为可贵。

《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谱系》，[美]李海燕 著，修佳明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

即便是在当代，浪漫爱情也往往被认为与个体自主性、能动性息息相关，从这一视角来看，期待与追求爱情并非“恋爱脑”发作，而是在追寻自我实现的另一种途径与可能。只是我们也无法忽视，同样是追求爱情，两性间却有着无法忽略的差异。

饮食男女：

亲密关系的性别差

与王宝钏等人一起上热搜的还有另一个影视剧角色——何以琛（电视剧《何以笙箫默》男主角）。王宝钏挖了十八年野菜，而何以琛吃了七年自己不爱吃的笋。

有趣的是，同样被称为“恋爱脑”，王宝钏被拿来作为反“恋爱脑”教科书，何以琛却是“好男人”的典范。这当然与爱情故事的受众性别主体为女性有关，何以琛这样的人设能够满足女性对完美恋人的想象，但另一方面，也与另一半的特质有关，如果赵默笙（电视剧《何以笙箫默》女主角）是个类似薛平贵一样的人设，那何以琛可能也会被列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代表之列。

电视剧《何以笙箫默》（2015）画面。

如果说影视剧的角色和剧情只是被构建的内容，具有一定的虚假性，那么社交媒体中个体经历的分享就能够更为真实地反映那些“恋爱脑患者”和企图叫醒“恋爱脑”的群体间的某种对抗。

豆瓣小组间曾一度流行“捡手机文学”，将各组极具代表性的帖子和小组的总体观点放入群聊，用一种看似夸张实则典型的方式传达制图者的观点。在这样的群聊中，日常分享婚恋内容的“生活组”与讨论心动对象的“我今天遇到一个crush”小组常常被设定为“恋爱脑”的代表，她们会沉浸于男性甚至“渣男”的谎言，认定自己对心仪对象而言总是特别的，并坚信自己和“他”是幸福甜蜜的代表。

相应的，“劝分组”等小组会扮演戳穿虚幻泡沫的角色，试图用泼冷水的“逆耳言论”唤醒“恋爱脑”群体。这样的碰撞看似是小组间的对抗，实际上更偏向于网络话语中爱情讨论的两种阵营，一方相信真爱永存，一方则致力于叫醒每一个“恋爱脑”。

豆瓣大火一段时间的“捡手机文学”代表。

显然，与其说反对“恋爱脑”是反对爱情至上，倒不如说是在反对为了一个不值得的“渣男”牺牲自我、付出一切，而不是及时止损。从这一点来看，恋爱对象是否值得付出以及能否在恋爱关系中保持人格独立，才是判定“恋爱脑”的重要标准。

可是我们也不能忽略，女性的确比男性更容易成为“恋爱脑”，这背后同样有着历史性的原因。

正如前面所言，浪漫之爱常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尤其对女性而言，追求浪漫爱情实际上是女性在争取两性亲密关系中的位置，女性在关系中积极创造爱，又用这样的爱把自己变成被爱的对象，进而在对方的发现中确认自我认同期待。也难怪社会学家吉登斯强调浪漫之爱指向投射，他认为，这种投射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紧紧依恋着他人并把他人理想化；而另一方面又投射出未来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