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思索象棋发展受阻的根源时，都曾不无痛心地提出过一个观点：
象棋的失败，就是市场化的失败，而围棋的成功，就是市场化的成功。
这句话，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它只对了一半。
“市场化”并不是什么立竿见影的灵丹妙药——纵观世界体育发展史，任何“市场化”成功的体育项目，它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共性就是：发达国家的人喜欢玩。
F1、网球、足球、篮球、高尔夫球……这些“最有钱”的项目，哪个不是在发达国家之中具有群众基础的呢？
讽刺的是，它们在中国都属于“小众项目”（足球篮球观众是不少，真正愿意上场踢上场打的就没几个了）。
而围棋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简而言之就是，它是上个世纪末，在围棋水平和经济水平上处于双重优势的日本，向东亚邻国中国、韩国进行文化输出的结果。
虽然围棋是“中国国粹”，但它同时也是日本国粹。古代围棋或许是由中国传向日本，可现代围棋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
而最早促进职业围棋“市场化”的国家，是日本。最早的高奖金世界围棋大赛也是由日本人主办。创办于1988年的富士通杯由当时的“围棋王国”日本主办，富士通公司赞助，每年一届。紧随其后的、中国台湾举办的“应氏杯”；韩国举办的“东洋证券杯”也于同年开办；而中国内地出资举办的第一个世界围棋大赛“春兰杯”直到十年后的1998年才姗姗来迟。
也就是说，围棋“市场化”的成功，本质上是东亚发达国家（地区）共同合力的结果，它的市场化进程，甚至不是由中国作为核心力量进行主导的。
也许说得苛刻一点，中国围棋从业人员，之所以拥有现在这般较为体面的收入，拥有蓬勃的职业联赛，很大程度得益于东亚近邻发达国家的输血。发达国家将相对过剩的资金和资源，投入到围棋项目，促进了围棋事业的繁荣。
中国围棋的职业高手们赶上了这波围棋国际化的红利，分得了一些蛋糕，成为了棋牌行业最早致富的一批精英。但与围棋相比，象棋显然并不具备这样的先天优势。作为一个经济上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确实没有太多资源和实力对外进行文化输出，加之日本和韩国都拥有自己的民族棋种（日本将棋和高丽象棋），“中国象棋”自然也就很难走出国门。
所以，围棋和象棋的“市场化”效果差距，本质上是发达国家综合国力与中国综合国力之间的差距。
另外一点是，中国象棋棋迷数量虽然庞大（据说有两三千万人），但棋迷成分过于“草根”；而围棋棋迷虽然人数要少得多，但围棋用户与中产阶级、高净值高消费家庭具有极高的重合度，以围棋为媒介进行“中高端社交”，价值显然要比象棋要高得多。
那么，未来的棋类运动，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走向呢？
从长远看，我的看法是悲观的。
围棋和象棋，恐怕都要面临发展的危机。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人工智能。
事实上，象棋界“软件当道”，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10年前，人类象棋顶尖高手已经不是最高级软件的对手了。现在，更是连一款普通的手机象棋软件，都可以轻松战胜象棋大师。一个普通人只要拥有了一部手机，就能轻松获得超越人类大师的棋力。
这就必然导致一个结果：随着人工智能的便携化和微型化，以后棋类竞赛的作弊成本迅速降低，棋类比赛的信誉和权威度也即将迎来危机。
去年年初，在一次高规格的象棋比赛上，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海南业余棋手，后手轻松战和了全国等级分第一人王天一，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后来许多参赛者也指认他有作弊嫌疑：其实，近些年来，笼罩在职业赛场和地方赛事中的作弊传闻，也从未断绝过。
而当人工智能超越了围棋顶尖高手之后，围棋会不会也迎来和象棋一样的困境？
中国象棋尚且具有“和棋”这样一个巨大的缓冲地带，使得人工智能和人类高手的差距，不一定直接反馈在某一盘的赛果上，但围棋作为一个细微差距依然分出胜负的竞技游戏，若是作弊手段充斥赛场之后，强弱排序瞬间打乱、对局水平真假莫辨、人人自危互相怀疑的棋坛格局，又会是怎样一个光景？
很多人说，人工智能的出现，启发了人类棋路，客观上也促进了人类水平的提升。按照象棋界以往走过的路，确实如此。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人工智能会使得棋类对局逐渐公式化、标准化、同质化，“和谱”频出的高水平象棋比赛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若是未来的围棋，在高级人工智能的辅助下，出现了“必走”的定式，“必然”的棋路，那将是对棋类竞技的致命性打击。
另外，随着日本、韩国围棋的没落，以及日韩顶级围棋赛事的纷纷停办，围棋运动的市场，恐怕也要遭遇发达国家的“断奶”，中国围棋的市场化发展，也要从此走上“自力更生”的艰苦道路。
中国象棋也一样。
这就是我对围棋和象棋这两项运动，一些悲观的想法和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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