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晶晶 北京报道
“骗保”，是保险业不可回避的话题，财险领域尤甚。
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了一则关于保险欺诈的判决书。判决书显示，保险公司的车险理赔、定损等关键岗位的人员，与汽车修理厂人员、二手车车商等人联合，伪造事故、夸大损失，企图骗取保险赔偿金。
某资深保险理赔人士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事实上，车险欺诈案件目前正逐步从不特定偶发事件，发展成以修理厂协助客户造假的惯性欺诈，再到修理厂与保险从业人员勾结的团伙欺诈，最后演变成车险诈骗黑色产业链，种种案例已经对保险公司经营产生了不利影响。
公开资料显示，车险欺诈是保险欺诈的重灾区，车险欺诈渗漏在保险欺诈中占比高达80%，涉案金额保守估计每年高达200亿元。众安科技发布的《中国保险科技应用价值报告》中显示，中国财产险公司的综合赔付率均值约在60%，而每年保险行业的欺诈损失则高达10%~15%。
内外勾结骗保
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发布的一则保险诈骗罪刑事判决书【（2021）川1421刑初275号】显示，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张某在四川省仁寿县经营“酷车一族”汽车修理店，2019年9月，一名客户要求张某给自己的比亚迪轿车做全车漆，且费用由保险公司支付。该轿车投保了一家大型财险公司车险，张某同意。于是，张某联系了一位既是上述大型财险公司业务员，又是一家汽修店老板的白某，二人商量好伪造一起交通事故。随后，白某提前联系好上述大型财险公司定损人员，同时，帮张某找来了一辆红色凯迪拉克轿车。双方分别将轿车行至天府大道立交桥到仁寿方向第一个红绿灯处，用比亚迪来追尾凯迪拉克。追尾成功后，张某向白某提交了所有理赔的资料，比亚迪轿车负全责，比亚迪向财险公司申请了4000多元保险理赔金，凯迪拉克申请1000多元保险理赔金，财险公司直接将理赔款划给众信修理厂，白某收到钱后给张某现金。
根据上述判决书，张某多次使用同样手法，联合其他保险公司理赔人员、业务人员、二手车车商，伪造多起交通事故，合计骗取保险理赔金39917.04元。
无独有偶，银保监会常州监管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常银保监罚决字〔2020〕9号】显示，2019年，一家大型财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发现，负责对该公司车险理赔业务进行查勘定损的王龙×、王天×存在涉嫌骗取保险金犯罪情形，并于1月19日向公安机关报案。经公安机关查明，2018年3月~2018年10月期间，王龙×、王天×利用职务便利，伙同外部修理厂及个人故意编造小额虚假人伤案件18笔，骗取保险金94701元，从中收取相关单位及个人好处费37292元。
本报记者梳理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罚单发现，保险公司内部员工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骗取保险金现象在多家大型财险公司部分分支机构中均有出现。
北方一家大型财险公司理赔专员对记者表示，保险公司内部员工与外人勾结的保险欺诈案件，保险公司往往不易察觉，待发现之时，可能已经造成了保险公司较为严重的保险资金流失。
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欺诈人员呈团伙化、专业化和职业化趋势，反调查能力不断提升。简单的“刮伤”等一看即知的虚假赔案及重复索赔欺诈数量有所下降，有组织有预谋的职业型欺诈上升明显。欺诈人员熟悉保险条款和保险公司调查取证手段，在实施欺诈时会刻意规避，作案手段更加隐蔽，在一些案例中有的形成了以二手车商、保险公司内部员工、个别公职人员、鉴定机构共同参与的车险欺诈“一条龙”模式。
在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等地，车险欺诈黑色产业链亦较为猖獗。2021年9月30日，绍兴市公安局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多个团伙保险诈骗的典型案例，例如2020年11月，嵊州市公安局破获嫌疑人王某、任某为首的通过故意碰撞、摆放现场、虚假人伤等作案手段故意制造交通事故，骗取保险公司理赔款的保险诈骗团伙。
2021年11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检察长贾宇公开表示，绍兴检察机关根据部分保险公司骗保虚假诉讼的线索反映，查实虚假保险理赔线索60余起，监督民事财产保险合同纠纷22件，立案侦查诈骗案5件27人，涉案金额逾1500万元。
中国银保监会风险处置局宋旭红、程静，与北京银保监局刘智勇、胡杨、刘述、曹媛、谭锐组成的车险反欺诈联合课题组在《车险欺诈与反欺诈问题研究及监管建议》一文中明确指出，车险欺诈形势严峻，职业型欺诈占比明显攀升。
以累计车险市场份额在北京市场占比八成以上的5家大中型财险公司为样本，以其2017年至2020年涉嫌车险欺诈和实际理赔等相关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发现，职业型欺诈事件占比已从2017年的4.0%上升到2020 年的31.2%，年均增长9.1个百分点。
反欺诈难度增大
打击“骗保”对保险公司来说，任务较为艰巨。尤其是面对“内外勾结”式的案件，保险机构更是防不胜防。
车险反欺诈联合课题组曾撰文指出，目前导致车险欺诈频发有六大原因：（一）是保险公司反欺诈能力不足，员工道德风险突出。保险行业竞争激烈，保险公司不同程度存在重业务发展、轻合规管理的现象，对欺诈风险防范缺乏足够重视，包括保险公司承保端受市场竞争催动，忽视防范欺诈风险，理赔端识别欺诈风险的能力不强等。（二）是欺诈人员反调查能力提升，欺诈手段更加隐蔽。简单的“刮板伤”“一角伤”等一看即知的虚假赔案及重复索赔欺诈数量有所下降，有组织有预谋的职业型欺诈上升明显。（三）车险数据共享范围有限，预警提示功能未有效发挥。（四）是部分消费者法制观念和自我保护意识淡漠，反保险欺诈意识不强。（五）是车险欺诈立案难，欺诈人员违法成本低，包括公安机关执法资源相对有限，难以满足车险欺诈案件侦办需求；基层公安机关应对复杂保险欺诈案件面临较大挑战；部分车险欺诈取证困难。据统计，2017~2020年某财险公司车险欺诈事件分别为1390件、2246件、2650件和1753件，而最终成功在公安机关立案的数量仅为2件、5件、5件和2件。（六）是保险欺诈类犯罪量刑偏轻，且惩处标准不统一。
车险反欺诈联合课题组还表示，“近年来车险欺诈手法多样化、隐蔽化，欺诈人员团伙化、专业化、规模化，即使在公安司法机关、行业监管部门、保险公司不断加大防范和打击欺诈犯罪力度的持续高压态势下，欺诈事件数量和金额仍在逐年增长。究其根源，车险欺诈频发有着内外部深层次原因，导致车险反欺诈工作存在一定的瓶颈和困难。”
值得一提的是，监管和行业正为打击保险欺诈做出一系列努力。
2021年7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银行业保险业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严厉打击有组织的保险诈骗活动，严厉打击职业化第三方及保险公司内部人员非法获取保险客户信息、误导或怂恿保险客户非正常退保、扰乱保险业正常经营秩序、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行为。此外，各地银保监局也纷纷发布关于骗保的风险提示，部分地区相继开展打击骗保专项整治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