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照（网图）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了一系列干涉朝鲜内战的决议，成立了美国为主导的“联合国军”，并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中国不得不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1月8日，连续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给美军以沉重打击。在美国操纵和挟持下，1951年1月30日联大第一委员会、2月1日联合国大会先后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诬蔑中国为对朝鲜“侵略者”的议案。
1951年2月2日，*总理发表声明，指出这一诬蔑案最露骨地证明美国政府是要战争不要和平的。“联合国大会及其第一委员会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参加，而且在僭越安全理事会的权限的情况下，竟通过美国诬蔑中国的提案，显然是非法的、诽谤的、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表示反对。”
其后，不顾苏联、印度等国的反对，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大会及若干联合国组织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及其他一些反华决议。父亲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就是在美国掀起的种种反华逆流中展开的。
长期拉锯战
回顾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过程，很像是长期的拉锯。在很多年里，这个力量是失衡的。
1950年9月19日，第五届联大开幕第一天，就对有关“中国代表权”的几项提案进行投票表决：
一个是煞费苦心、用曲折的笔法写成的印度提案。提案说：“中华民国是联合国及其各机构的会员国”，“一个会员国按照联合国宪章所承担的义务，除非由一个具有长期存在的合理希望、对该会员国领土实际行使控制并且获得其人民的服从的政府所履行，否则就无法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在目前结构的中华民国境内行使职权的唯一这样的政府”，“上述中央政府视情况通过它的首脑或外交部长或它委派的代表，应有权在大会内代表中华民国”，“建议联合国的其他机构通过类似的决议”。
措辞委婉但合情合理。但是在当时参加联大的60个代表团中，这一提案以33票反对，16票赞成，10票弃权未获通过。
另一个是支持中国、驱逐国民党集团代表的苏联提案，分两个部分，都以38票反对未获通过。
第三个是加拿大提案，也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张“建立一个由主席提名并由大会确定的七名会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考虑中国代表权问题”，“向本届大会报告并提出建议”。这一部分以38票赞成，6票反对，11票弃权获得通过。第二部分提出“在大会就这个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作出决定之前，应由中国国民政府的代表在大会内占有席位，权利与其他代表相同。”这一部分以42票赞成，8票反对，6票弃权获得通过。
由于通过了加拿大提案，我国代表未能出席第五届联大。1950年9月25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印度与苏联两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所作的努力。印度和苏联两国代表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的提案是完全正当的、合法的。”声明虽未直接点名加拿大，但明确指出：联合国大会“仍然让这一非法的‘代表’坐在联合国内”，这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忍受的”，美国政府“百般操纵和蓄意破坏”，“应负这一非法决议的主要责任”。
1951年第六届联大出现了“苏联提议”和“泰国提案”。“苏联提议”是：“要求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列入大会议程。”“泰国提案”的主要内容是：“延期审议从大会排除中国国民政府的代表或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取得席位在大会内代表中国的任何其他提案。”大会以37票赞成，11票反对，4票弃权，8国缺席，通过了泰国提案，苏联提议未付表决。
自1952年第七届联大起，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美国不再指使其他国家提出议案，而由美国单独提出议案。第七届联大至第十届联大，美国提案的重点是“延期审议”：“延期审议所有关于排除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出席和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取得席位的提议。”自第十一届联大至第十五届联大，美国提案的核心是“不审议”：“不审议关于排除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或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取得席位的任何提议。”父亲指出，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关于“中国代表权”的提案中，多年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称谓。
在这九届联大中，美国提案均以多数票获得联合国大会通过。然而也有变化。这9年中，参加表决的联合国会员国总数从60增加到99，而支持美国的票数基本保持在42到44，最高年份1957年为47。而反对票却从1952年的7票增至1960年的34，占比从11%增长到34%，弃权票的占比则从18%增加到22%。
从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到1970年第二十五届联大，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提案国由一国向多国发展。支持我国的提案措辞更加明确，坚决主张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才有权占有中国在联合国及其所有机构中的席位；主张立即把非法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蒋介石集团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联合国及其所有机构的工作。而美国则联合其他国家要求“任何主张改变中国代表权的建议都是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十八条”来处理，也就是需要“到会及投票之会员国三分之二多数决定”的问题。
父亲说，美国的这个提法，是对联合国宪章第十八条的曲解。联合国宪章第十八条第二项规定的“重要问题”共九个，其中涉及会员国的共三个，即“对于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之准许”、“会员国权利及特权之停止”、“会员国之除名”，均与在联合国中改变一个会员国的代表权无关。以埃及为例，1952年7月，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王朝，1953年6月宣布成立“埃及共和国”，这并未影响埃及在联合国中的席位，由此所引起的埃及在联合国的代表的更迭并未构成“重要问题”，而是简单的程序问题。
美国的阻挠，使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得以在联合国苟延残喘，但是双方力量的对比在进一步变化。从1960年第十六届至1970年第二十五届的十届联大中，除第十九届联大外，共有九届联大九次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基本内容相同的“支持中国”提案，提案国从开始的苏联一国发展为由阿尔巴尼亚牵头的两国和多国，到1970年为18国。美国的“重要问题案”的提案国则从5国增加到19国。这期间，表决时的会员国数从1961年的104个增加到1970年的127个，“支持中国案”的赞成票从37增加到51，占比从35%增加到40%；反对票占比则从46%下降到38.5%。而且赞成票在1970年第二十五届联大时第一次以51比49超过了反对票。美国的“重要问题案”的赞成票虽在1968年达到73的峰值，但多数在60到66之间，占比则从58.6%降至51.9%。而其反对票的占比则从32.6%增至40.9%。父亲说，这表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斗争已接近胜利。
美国的算计
时间进入1971年。
这一年的第二十六届联大召开之前，22年来一直处于“冰冻”的中美关系发生了两件震惊世界的大事。 一个是4月间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结束前，*抓住中美运动员友好交往的契机，果断决策，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以小球转动大球，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另一个是7月9日到1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双方同意“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并昭告世界。这是一位美国总统首次准备访问一个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且被它孤立封锁了22年的国家。
这是1971年4月15日，曾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相遇的中国运动员杨瑞华和美国运动员迪克·迈尔斯在上海重逢。这是他们在友谊比赛前热情握手。新华社记者 方国才 摄
中方决定不主动同基辛格谈联合国的问题。会谈中，*总理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全面阐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基辛格表示，中美关系正常化需要一个过程，美国明年大选，尼克松将会连选连任，在他第二届总统任期内，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在此以前，美国将维持和台湾的现有关系，同时将采取一些有利于而不是有损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措施。基辛格告诉总理：尼克松已经决定，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的行动。在尼克松访华前，如果美国听任台湾失去联合国的席位，将使尼克松总统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1971年7月，*总理会见秘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周总理马上正告基辛格：你们要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一定公开批驳。基辛格说：请你们对我们的总统少用些尖锐的形容词。
在向*汇报此事时，*说：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对待联合国和美国的态度，历来都是淡定从容的。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会议上说：“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么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账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
为了把蒋介石集团留在联合国，美国也是拼了。在19国“重要问题案”提交到第二十六届联大之前， 1971年8月2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发表了《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声明》，表示美国“反对任何驱逐中华民国的行动，或者以其它方式剥夺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行动”。
虽然仍被称为“重要问题案”，但是1971年的19国提案与以往的“重要问题案”内容并不一样。以往的提法是，“任何主张改变中国代表权的建议都是一个重要问题”，而这一次则是，“在大会提出的结果将导致剥夺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任何建议都是宪章第十八条所规定的重要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提案获得多数票通过，那么驱逐蒋介石集团的提案就需要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才能成立。而17国提交的“双重代表权”案实质上是要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似乎是美国把台湾留在联合国的“双保险”，因为假如这个提案获得通过，中国也绝不会回到联合国，以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
罗杰斯的声明和这两个提案，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的谴责。中国方面通过外交部声明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揭露了美国的阴谋，明确表示：“只要在联合国里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其他类似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
为了保住蒋介石集团在联合国的席位，美国政府使出浑身解数。据外电报道，尼克松亲自向许多国家的首脑写信；美国驻几十个国家的使节积极开展“拉票外交”；罗杰斯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布什和100多个国家的代表谈了200多次；美国还用“准备提供援助”或“准备撤销援助”的办法对一些国家进行利诱或威胁。美国以为它炮制的两个提案都会以多数票通过。特别是“双重代表权”提案有欺骗性。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基辛格于10月20日再次来到北京，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当晚9时许，*在约见参加当日下午与基辛格会谈的周总理、叶剑英元帅、姬鹏飞以及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时，问：联合国大会前天开始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为什么尼克松让基辛格在这个时候来北京？
叶帅回答：大概他认为美国的两个提案稳操胜券。
*听说美国提案过半数也就是66票赞成就能成立后，风趣地说，当年曹锟还能收买那么些“猪仔议员”，如今美国挂帅，日本撑腰，还有十几个国家跑腿，搜罗66票，不在话下。
而当时称为“两阿提案”的支持中国的23国提案，外交部等几个部门的研究表明，满打满算也只能比去年多10票，也就是61票。因为在联合国会员国中，已经和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的有51个，正在谈判和即将建交的是10个。这些加起来，也不到半数。
*得知基辛格计划10月25日离开北京时，做出判断：美国是“计算机的国家”，他们是算好了的。在基辛格回到美国的那一天或者第二天，联合国就会表决通过美国的两个提案，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所以，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今年不进联合国。
但是周总理与基辛格的会谈到10月26日晨8时才告结束，之后叶帅与我方有关同志同基辛格一行共进早餐后，分乘汽车到首都机场送别基辛格。在前往机场的路上，基辛格在汽车里还对叶帅说，美国的两个提案肯定能得到半数以上的赞成票，中国进入联合国还得再等一年。
然而这一次，基辛格失算了。
就在基辛格乘坐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起飞后不久，叶帅一行在机场就接到报告：外交部值班室来电话，说联大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决议”。
那一夜的灿烂
让我们回到1971年10月25日的纽约联合国总部。
美东时间10月25日晚，第二十六届联大在主席马利克的主持下，准备对有关中国代表权的三个提案进行表决。马利克是印度尼西亚外长，本届联大9月20日开幕时，当选为大会主席。他应该也是美国的“胜算”之一：1967年，印尼关闭其驻华大使馆，与中国中断了外交关系。人们都认为，作为当时被认为反华且未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的印尼外长，马利克不可能偏向中国。
第二十六届联大主席马利克（网图）
可是——历史总是有这样的“可是”：几乎没有人知道，马利克有一位他视为师长般的好友，印尼爱国华侨司徒眉生。 司徒眉生曾担任过印尼国父苏加诺总统的私人外交助理，与苏加诺一起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结识了*总理，交往甚深。他为中国和印尼的友好关系做出了鲜为人知的特殊贡献。1965年苏哈托发动推翻苏加诺总统的“9·30”事变后，司徒眉生避难香港，后定居澳门。马利克在1971年9月得知自己担任第二十六届联大主席几乎已成定局之后，前往纽约赴会时特意绕道香港，与老友司徒眉生密谈，表示了自己想在中国席位问题上有所作为的意愿。司徒眉生对马利克的态度表示赞赏，希望他见机行事，创建奇迹。之后，司徒眉生向北京有关方面转达了马利克的意愿，周总理通过有关同志告诉他，感谢马利克的一片好意，告之可将表明中国立场的8月20日外交部声明的英文稿传给马利克，希望他在可能的情况下予以帮助，“但不必勉为其难”。司徒眉生遵嘱转告了马利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