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译文全集》，[德]歌德 [德]海涅 [奥地利]里尔克 等 著，冯至 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十四行集》：“随着脚步的节奏，信口说出一首有韵的诗”
冯至的诗创作暂停了十年，过后在战时的昆明开始重启。
近年来有好事者鼓吹什么“东北文艺复兴”，那大约是出版商联络一二有名头的学者弄出来的营销噱头。在我心目中，倒也有一个现代文艺复兴的场域，那就是昆明。去年我重读了汪曾祺先生的短篇全集，其中有不少篇就以昆明为题材背景，当然还有汪先生的散文集《昆明的雨》。其他作家写昆明的文字或写于昆明的作品还有更多（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卞之琳、钱锺书、施蛰存、曹禺……很可以开列一份长长的清单）。写西南联大的书籍近来出版了不少，但我很想有这样一本书，能好好地把战时昆明文艺舞台上各位作家的生活和创作描绘钩沉出来。在此推荐两种研究专著：明飞龙的《抗战时期“文学昆明”研究》和王佳的《抗战时期昆明的文化空间与文学表达》。除此还有云南人民出版社即将新出的增补修订版《西南联大·昆明记忆》三卷（作者云南师范大学余斌教授已八十六岁）。以这三种著述为基本材料，约略就能看清当时昆明文艺界的全貌了。
《抗战时期昆明的文化空间与文学表达》，王佳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版。
冯至写作《十四行集》时就在昆明。
1939年8月，同济大学学生吴祥光邀请他参观了吴父在昆明郊外十五公里处的杨家山农场，还提供了两间“林场茅屋”以供老师躲避空袭和写作。农场地处山林地带，有清泉与松涛，有田埂和散步道，非常适合静居，过后冯至常去小住或邀友人聚会。
1940年10月，因日军频繁空袭昆明，冯至全家遂迁至杨家山。他每周进城授课两次，回来后便潜心读书。这阶段所读书目包括歌德著作、杜甫诗、陆游诗、鲁迅杂文、克尔凯郭尔日记、尼采著作，以及里尔克的诗与书信。
1941年初某天，冯至有感而发，写出了第一首十四行诗。他的神启时刻开始了，此后一年里共写出了二十七首。关于创作启动的情形，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版《十四行集》序中有描绘：
1941年我住在昆明附近的一座山里，每星期要进城两次，15里的路程，走去走回，是很好的散步。一人在山径上、田埂间，总不免要看，要想，看的好像比往日看的格外多，想的也比往日想的格外丰富。那时，我早已不惯于写诗了，——从1931到1940年这10年内我写的诗总计也不过十几首，——但是有一次，在一个冬天的下午，望着几架银色的飞机在蓝得像结晶体一般的天空里飞翔，想到古人的鹏鸟梦，我就随着脚步的节奏，信口说出一首有韵的诗，回家写在纸上，正巧是一首变体的14行。这是集中的第8首，是最早也是最生涩的一首，因为我是那样久不曾写诗了。
《十四行集》1942年初版书影。
至于为何采用十四行体（也叫“商籁体”），他后来在《十四行集》序中也有自述：
至于我采用了十四行体，并没有想把这个形式移植到中国来的用意，纯然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我用这形式，只因为这形式帮助了我。正如李广田先生在论《十四行集》时所说的，“由于它的层层上升而又下降，渐渐集中而又解开，以及它的错综而又整齐，它的韵法之穿来而又插去”，它正宜于表现我所要表现的事物。它不曾限制了我活动的思想，只是把我的思想接过来，给一个适当的安排。
就像里尔克避居慕佐城堡写出五十五首《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一样，冯至也在昆明茅屋中写出了二十七首十四行诗。很多年前，当我翻开《十四行集》读开卷的第一首，起首一节的律动音响曾在心脑里回旋了许久：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
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
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
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
在《十四行集》1942年初版本的扉页，还印上了歌德诗作为题词：
谁要伟大，必须聚精会神，
在限制中才能显出来身手，
只有法则能给我们以自由。
这是当时最能打动冯至先生的一句话吧。换个角度理解，也是他书写《十四行诗》新格律诗的方法依据。这是在借歌德诗句传达心智经验，也是越过时空向我们转递来的一则忠告。
1985年，先生在《昆明往事》一文中曾深情回忆：
我最难以忘却的是我们集中居住的那一年多的日日夜夜，那里的一口清泉，那里的松林，那里的林中的小路，那里的风风雨雨，都在我的生命里留下深刻的印记。我在40年代初期写的诗集《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里的个别篇章，以及历史故事《伍子胥》都或多或少与林场茅屋的生活有关。换句话说，若是没有那段生活，这三部作品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甚至有一部分写不出来。
作者本人颇为看重的上述三种作品，在目前这版《冯至文存》中将它们作为单册出版，显然也是体会到了作者的心思。
限于篇幅，这里不想展开谈论冯至诗艺方面的细节问题（有关文章，读者可参阅木叶兄的《冯至：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总之，海涅、歌德、里尔克这三位德语诗人作品的译介，有力地形塑了冯至的诗创作，尤其对里尔克的钻研与译介，使得他在新诗形式的探索上获得了持续动力。他在十四行诗体式上的刻意经营，亦充分显示了新诗演进过程中“译”与“作”相互影响递进的关系。
冯至的里尔克译介部分形塑了他的诗创作（尤其是《十四行集》），反过来说，他也在里尔克译作中留下了自己鲜明的语言印记，细读对照过后，不难发现两者风格的近似。黄灿然在《冯至：语言的觉醒》一文中有一段表述，窃以为非常准确：
是冯至影响了里尔克——汉语的里尔克。即是说，冯至把他的诗歌语言借给了汉译的里尔克。当我们看到冯至语言与冯至翻译的里尔克的相似或共通或呼应时，记住这点是很重要的。
关于《十四行集》的语言特色，黄灿然将其描绘成了雕塑：
这是一种雕塑般的语言，有着雕塑般的沉静、质朴和空间感。就冯至本人的变化而言，则是从幼嫩的白话过渡到明晰的现代汉语，这是一种适当的欧化的白话，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现代感受力。
的确如此。不过，这里我还想要强调诗歌听觉的一面。从诗作文本来看，冯至有意识地将里尔克诗中的音乐性成分转化运用到了汉语新诗的写作中——就像初唐、盛唐写近体诗的诗人从六朝诗的声律实验中获取了声音技术而向上迁跃一样。诗没有丝毫音乐性，就像鱼能离开水体上岸行走一样荒诞。他的十四行诗就是严整的格律诗，每行等长，字数一样，音顿数也相同。对于这样的作诗法，我们当然可以有种种后置的评判（甚至否定）。但毫无疑问，冯至已提示了一种写作的可能性，同时，在我的拟想中，他仿佛也在向后辈诗人发出下列提问：
诗与散文的差别在哪里？
仅仅分行，没有声音或韵律含量的“诗”能称之为诗么？
是否应该更多关注与研究诗创作的声音技术？
《杜甫传》和《伍子胥》：作为小说家和传记作家的冯至
除了诗的译介和创作，对我而言，冯至先生还有另外一层启发意义，因为他还有另一重身份：小说家和传记作家。此前几年，我一直在为“诗人传三部曲”长篇小说作准备。第一部杜甫题材《征旅》的创作前期，我研读了大量杜甫资料，其中就包括了冯至的《杜甫传》和历史小说《伍子胥》（最早是在《中国现代作家历史小说选》中读了节选）。因此，在我个人的阅读和创作视野中，我与先生之间又多了一个重要交集。
《杜甫传》和《中国现代作家历史小说选》
翻阅年谱，可知诗人冯至很早就开始了小说写作，1925年4月就写出了历史小说《仲尼之将丧》，当时才二十一岁，正就读北大德语系三年级。这篇小说刊于10月出版的《沉钟》周刊第二期，与诗化散文《蝉与晚祷》一同，曾被鲁迅列为“幽婉的名篇”而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1929年还写了另一篇历史小说《伯牛有疾》，刊于《华北日报副刊》第117期。
日寇发动的侵华战争，于民族国家所造成的动乱与震荡一如唐代的安史之乱，再次催生了诗人的小说创作之心。1942年冬天，冯至读了卞之琳翻译的里尔克名作《旗手》，开始写作酝酿了多年的历史小说《伍子胥》，于翌年春天写成。
1943年，因一个偶然的契机，西南联大历史系学生丁名楠转让了从昆明旧书店里买得一套仇兆鳌《杜少陵诗详注》。自此开始，冯至即展开逐首的研读，并开始分类建卡（这是从海德堡大学学来的好方法），编理资料集。到1948年，已写出的《杜甫传》篇章陆续发表于《文学杂志》。1952年11月，《杜甫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差不多同时，去国旅美的学者洪业也在哈佛大学出版了《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可作平行比较的还有1950年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出版的《杜甫私记》（中译名为《读杜札记》）。这三部作品，可以并称为近现代以来杜甫叙事的开山之作，我在以陈贻焮先生《杜甫评传》为底本编制创作资料集之前都有细读，也做了不少点评笔记。
除此以外，冯至还有其他关于杜甫的撰述：比如《杜甫传》的前言，为浦江清、吴天五合注的《杜甫诗选》写的前言。后面还有写到杜甫的三则故事《两个姑母》《公孙大娘》《白发生黑丝》，概论文章《杜甫》（1953年，发表于《解放军文艺》），《歌德与杜甫》，日文版《诗人杜甫》序，以及一则辞典词条，即1986年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撰写的杜甫条目。
从《杜甫传》的撰写过程，我们也可以发现里尔克译介、国家时事与自身母语写作之间发生的交互作用，因为里尔克那部诗化小说《旗手》即是根据里尔克的家族史料撰写而成。
多能又多产：一个真实努力工作的人
以上所写，相当于一次溯源回顾。
为写这篇文章，我还特意将《冯至文存》中的篇目与《冯至全集》和《冯至译作全集》作了初步对照，感觉它的选篇标准比较清晰：一是认同、遵从作者本人的判断，二是从文本的文学价值出发，三是以遴选1949年之前作品为主（第三点是由前两点所决定的）。《杜甫传》目前已有很多版本，没有收录全本（节选了其中几章）也是合理。除了《十四行集》《伍子胥》，还选了散文集《山水》（从这部集子也能看出里尔克散文《论山水》的一点影响），以上三种，曾被钱理群先生誉为冯至的“三绝”。诗作方面另外还选了代表诗集《昨日之歌》，译作方面则单选了《海涅诗选》（其实冯至翻译了不少德语诗人，大可以编选一个冯译德语诗人的选本），最后还有一册《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
当然也有遗珠之憾，比如小说《仲尼之将丧》《伯牛有疾》就没有选入。《冯至全集》第三卷“集外文章”里也有佳作，如诗化散文《蝉与晚祷》《西郊遇雨记：寄给废名》。后面这篇刊于1929年7月的《华北日报副刊》，记录了二冯（冯至本名冯承植，废名本名冯文炳）的文学友谊，读来很是亲切。其时冯至在北京孔德学校任教，尚未赴德留学，两人曾合编过一本文学刊物《骆驼草》。
还有一篇作于1990年9月的《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序也值得留意。冯先生特意彰显了吴宓先生创办、主持《学衡》杂志的声誉和地位，强调了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知识人以“振兴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合理一面，对《学衡》抵制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也报以了平和的理解的态度。此外，还追忆了两人交往中的几件往事：如1930年9月一同经西伯利亚赴欧洲的一段火车旅程，1935年归国回北平后获赠《吴宓诗集》。此后抗战期间两人同在西南联大任教，1943年拜访吴宓时又获赠《五十生日诗》一纸。
冯至一直保存了吴宓的这两件书物，在文中，他称赞了吴宓“为人特立独行，为文一丝不苟”的精神，且为友人一生行状作了个小结：
他忠于他的主张，尽管他的主张不完全符合实际；他忠于爱情，尽管爱情遇到挫折和失败；他忠于他的理想，尽管理想难以实现，但他始终如一，耿介执著，从未依附过任何权势，或随风向而转移——这品格是十分可贵的。
这几天正好闲翻《吴宓诗集》，卷首有这么几句译诗（吴宓译法国诗人解尼埃诗《创造》的第181-184行）：
采撷远古之花兮，以酿造吾人之蜜；
为描画吾侪之感想兮，借古人之色泽；
就古人之诗火兮，吾侪之烈炬可以引燃；
用新来之俊思兮，成古体之佳篇。
行文至此，蓦然发觉这些诗句恰好也可以用来形容冯至先生的“文心”，来为文章做一收尾。
对于自己的“文心”，早前他其实有过一次比较正式的表露，即1943年刊于《生活导报周年纪念文集》的那篇《工作而等待》。文中他以卞之琳译奥登《战时十四行》中的诗句“他经过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为前引，以数页篇幅回溯了里尔克专注创作的一生，热情称颂了里尔克的专注精神。过后笔锋一转，又联想到了1921年夏日罗素的那次北大演讲：
那晚罗素说了些什么话，如今已经记不清，但是其中有几句却始终没有忘记，而且现在越想越有意义了。他说，中国这么大，人口这样多，其中只要能有一千个真实努力工作的人，中国就会有办法。现在，二十二年的岁月悠悠地过去了，当时参加过这个聚会的青年，如今多是四十左右的壮年，分散在这广大国土的许多地方，回想起来，不无一些伤感。但是中国之所以能够有今日，大半还是多亏在这二十年内不缺乏真实努力工作的人。我们只希望这些人的数目能够增加。
毋庸置疑，冯至先生就是这些“真实努力工作的人”中的一个。虽然我们已知道，共和国前二十多年的波折也消磨去他很多才分，浪费了他宝贵的时间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