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忘情

对于1947年挺进大别山的决策，后世有不同的讨论意见。持反对意见的人，主要依据是刘邓大军在大别山转战半年有余，“拖瘦了”，重武器也丢光了，战斗力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

实际上，就连蒋军方面都承认，挺进大别山是极高明的战略决策。仅就刘邓大军而言，确实付出了代价。但如果站在全局的角度，则我方却获得了极大的战略利益。

伟人曾说，战争的过程，就是不断争取主动权的过程，就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敌方的过程。发挥各自优势，扬长避短，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才是应有的常态。那种跟着敌方节奏走，被动应对的策略是极其愚蠢的，也是很难走向胜利的。

从1946年6月，蒋军围攻中原*军，悍然发动战争，到1947年6月底刘邓大军南渡黄河之前，战争进行了整整一年。对阵双方都宣称自己取得了胜利。

我方认为取胜的依据，是我军在内线作战中，先后歼敌112万人，我军数量有了明显增长，装备得到了明显改善，部队战斗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指战员们对打赢这场战争的信心更足了。

蒋军方面认为自己取胜的依据，是自己一直保持着对解放区的战略进攻势头。虽然损兵折将，却占领了大片解放区，极大地消耗了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资源，压缩了我军赖以取得兵员、粮秣支持的解放区面积。如果这种态势再持续下去，解放军就将被迫在不利形势下与蒋军展开决战。这一直是当时尚有明显兵力优势的蒋军梦寐以求的。

从战略角度而言，蒋军的认知并非全无道理。刘邓所在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在刘邓大队外线出击前，群众已普遍反应战争负担越来越重，快吃不消了。少数地方已出现了群众逃荒现象。若不加以改变，解放区的经济崩溃绝非危言耸听之辞。在蒋军实施重点进攻的华东解放区，我军相继退出了淮南、苏中、苏北和鲁南，被敌军一步步逼向胶东，回旋余地越来越小。粟裕对此的表述是，“山东的水都快喝干了”。

在这种情况下，不待我方力量超过敌方，立即派遣主力出击外线，实施战略反攻，将战火引向国统区，就成了我军的必然选择。当然，伟人在作出此战略决策前，曾对反攻前景作出了三种估计。第一种是付出了代价，却在外线站不住脚，被迫返回内线。第二种是付出了代价，在外线站不稳，只能原地打游击。第三种是付出了代价，但最终在外线成功立足，促使战略优势的天平向我方倾斜。

历史上，刘邓大军率先于1947年8月6日对敌实施突破，千里跃进大别山后，陈、粟率领华野外线兵团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富治兵团挺进豫西。三路外线出击大军，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中原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既各自独立作战，又作战略上的紧密配合，由此牵制了南线蒋军一半以上的兵力，并促使人烟稠密、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的中原地区，从蒋军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兵站基地，转变成了我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础，并带动了各个战场的战略反攻。

伟人曾不止一次地在各种场合说过：

“大别山巩固了，我们才可以说这就是进攻。人民战争的进攻。”

“我们虽然提出了打倒蒋氏统治，建立新中国的口号，但是如果没有三军挺进中原，没有刘邓的千里跃进，我们的12月会议是不敢开的，这个口号我们也是不敢提的。”

“现在全国形势很好，东北*军在冬季攻势中歼灭大部敌人，连克数城；华北、山东、苏北完成了冬季整训，不日将展开春季作战；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逐鹿中原，纵横驰骋于江河淮汉之间，全国性的胜利已成定势，没有刘邓的千里跃进，就不会有这个局面。”

“没有刘邓的千里跃进，我军在东北，华北，山东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到1948年3月刘邓转出大别山时，解放战争形势已然大变。仅就中原地区而言，在陇海铁路线以南、津浦铁路线以西、长江以北、潼区以东的广大区域，除了铁路沿线和一些战略要点仍在蒋军手里外，已经基本上被我军辟为新解放区。这个区域内有约5000万人口，能为我军源源不断地提供可观的兵源、粮源和财源，以支持解放战争继续打下去。

由于三路外线出击大军，共计30余万人马跳到外线作战，并吸引了大批进攻解放区的蒋军回援，不仅蒋氏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被打破，而且老根据地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休养生息。在1948年秋冬季的大决战中，老根据地能贡献出来的粮食和财富，超过了1947年的水平。加上新辟的中原解放区所提供的战争支援，共同为我军取得战略决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从局部看，刘邓大军确实付出了极大代价，但这些代价换来的，却是敌我态势的根本转变。刘邓大军在历史转折关头，以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实现了南线战场的伟大战略转折，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绩！别看他们转出大别山时，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武器简陋、弹药奇缺，但装备和后勤保障条件比刘邓大军强得多的中原蒋军，已被压缩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津浦铁路沿线，犹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敌我双方虽未举得决战，但实际上优劣已分，而且大势已无可逆转。

从这个角度而言，又怎么能说挺进大别山的决策不正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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