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程鹏 编辑 杰子

来源 黄河出版社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有人问*同志：你是怎样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

*非常幽默地说：掺了李德生这一把“沙子”，甩了济南军区的一块“石头”。

这块“石头”就是我们军区政治部1971年1月5日上报的《关于学习贯彻*“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

这块“石头”的基本框架也可简称为“三破三立”。里面有一段文字：“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豆腐渣”，“革命路上不反骄，早晚都要摔大跤”，当时流传甚广，至今人们还记忆犹新，回味无穷。

36年过去了，从未向同志们、朋友们透露过开采这块“石头”的详细过程、历史背景和发挥的作用。作为主采人的我，有责任实事求是地说明由来，揭开谜底。

1970年12月15日，军委总政治部办公厅通知：春节前，各大军区要上报部队领导和机关学习贯彻*关于“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办公会研究决定由秘书处（现称办公室）负责。秘书长张群章和副秘书长刘世樑商定，让我主笔起草报告。动笔之前先动腿，我们带领干事王永明、赵连平和秘书张志超、王学聪，以15天的时间，深入到原68军军部、204师师部和两个团进行了调查研究。返回济南后，我们又到军区召开的学习*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召开了另外两个军英模座谈会。通过这些活动，收集整理出一万多字学习*最新指示、反对骄傲自满的资料。

上个世纪70年代，济南军区政治部下部队工作组。左起：王鹏程、周克玉、许洪云、邢仲礼。

我们抓到这些资料后，没有马上动手写，政治部的领导叫我们坐下来，根据*“研究事物的矛盾，必须注意其特点”的教导，围绕“军队要谨慎”这一指示，群策群力地研究了三个问题。

一是*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全国大搞文化大革命，地方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靠边站”，解放军全面介入“支左”，县以上革命委员会的一把手，都是军队领导干部担任，大小事情都是军队干部说了算，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而有些军队领导干部身在错中不知错，昏昏然，飘飘然，不以为然，反骄破满势在必行。二是当前骄傲自满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开始七嘴八舌地摆出30多种，中间压缩成10种，最后我们决定抓住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三种，就是“一贯正确”、“领导高明”、“骄傲有资本”。

三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3个军讲的办法各有高招，综合起来有11种方法。经过一场争论，大家一致认为我概括的“三破三立”，有新意、有特色，切合实际。即：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英雄的观念；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

思路研究清了，其他同志放假过年，我带着王永明加班加点，于1970年12月30日动手写，经过三天三夜的突击，自我否定了两稿，1971年1月4日凌晨正式写出草稿，呈政治部领导传阅，都认为写得不错，只字未改，指示马上打印上报。主任李勃同志说：“快到上报期限了，修改成电报发出为好。”丁瑞光副主任补充说：“我同意改成电报稿，但是，不管怎么改，“三破三立”的观点不能改。”

1月5日上午，秘书长张群章和我一起，花了十多分钟，将2600多字的文字稿简化为1600字的电报稿，呈李勃主任签发，当日报总政治部并中央军委。

1970年，济南军区政治部组织工作组到原68军204师搞调查研究。第一排左起为马林欣、张风岩、王鹏程。第二排左起徐克述、王福生。第三排左起为洪玉峻、刘奇伟。

上报第三天，也就是1971年1月8日，*审阅了此件并作了重要批示：“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请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讨论、通过，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转发全军。除军外，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也要发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1971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贯彻执行*1月8日重要批示的通知》，附*的批示和济南军区政治部“反骄破满”的报告，以中发［1971]3号文件下发全党、全军。

1月12日，中央办公厅通知，调我到周总理身边，同另外两位军职干部一起，完成*赋予的一个专项任务。1月13日，我乘火车到达北京车站，早在车站等候的总政干部部蔡处长领我上汽车到三座门，接受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同志的接见。刚下汽车，李主任就迎上来连声称赞：“恭喜你写了一篇好文章，得到*的高度评价，现在调你到中央工作，不要骄傲，争取写出更多的好文 章。”紧接着就派人送我到中央招待所。

刚安排好，周总理办公室的孟秘书来电话说：“鹏程同志，请你不要出去，晚上周总理要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你。”

23点30分，孟秘书带车来接我到福建厅门外，让我稍等一会儿，他去向总理报告一声。不一会儿，敬爱的周总理笑容满面、健步出来迎接，我当时激动得不知道用哪一只手敬礼才好。总理笑着说：“免了，不要敬礼了，随我来！”

我紧跟总理走到一对沙发前，就坐在左边。周总理笑着对陪同接见的中直机关和军委三总部的领导说：“在没有谈工作之前先认识一下，这就是“反骄破满”报告的主笔人，名叫王鹏程，是济南军区政治部秘书科的副科长，现年36岁。他小学文化程度，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仅用1600字就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一个问题，*看了，写了批示，评价很高。我们政治局学了7个小时，马上就要印发全国学习。”

上个世纪70年代，济南军区政治部办公室到某师搞调查研究。左起：赵林生、梁俊生、王鹏程、杨建亭。

讲到这，周总理转过身来问了我三个问题。

一是，你们怎么会抓住这个问题写报告，是不是知道上层路线斗争的情况？

二是，怎么没有以军区党委的名义上报，是不是政治部与军区党委在认识上有分歧？

三是，济南军区有3个军，为什么只选用了两个军的例子， 是不是那个军在“反骄破满”上还有差距？

我都一一如实地做了回答。总理听了满意地说：“你的文化程度不高，但理论根底深，思路很敏捷，文字表达力也强，可不能骄傲。”我当即表示：我的这点本事，完全是靠党的培养，靠同志们的帮助，靠领导的扶持，我个人没有任何理由值得骄傲自满。总理点点头说：“对呀，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的总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征途中，还有很多艰巨的任务等待我们去完成，有很多艰难险阻等待我们去征服，有很多新生事物等待我们去认识，有很多经验教训等待我们去总结，写了一篇好文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要学习一辈子，改造一辈子，革命一辈子。”

他接着说：当前的头等大事，就是在我的直接领导下和海南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周庆鸣、空八军政委鲁鸣一起，完成*赋予的一项十分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一定要把情况搞准确，把是非搞分明，把任务完成好，给*交一个满意的答卷。

经过一年半的艰苦工作，我们较好地完成了任务，报请总理批准，我这个别人送外号的“王石匠”，于1972年5月告别总理回到了济南军区政治部。

（摘自2008年黄河出版社发行的《老部队．老战友．老相册》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