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内地高校毕业生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是历史上首次突破千万人大关。数字公布后，中国媒体就充斥着“史上最难就业季”的标题。而在部分领域遭遇监管收紧和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大规模裁员和招聘数量减少预计将加剧就业竞争。

面对未来的不确定，越来越多的毕业生选择进入体制内“躲一躲”，但进入体制内的选拔也越来越“卷”。自2009年起，国考报名人数已连续14年超百万人，2022年共有约212万人通过资格审查，报录比达到了68∶1，不少岗位都是千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

失业率已经走高。国家统计局5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5月份16-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为18.4%，不仅高于上年同期的13.8%，还创下自2018年政府开始发布该数据以来的年轻人失业率最高纪录。有学者估计，至7月的毕业季最高峰，该数据恐冲到23%。

一边是“缺工作”，另一边却是“缺人”。2月22日，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21年四季度“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反映出制造业缺工状况持续，智能制造领域缺工程度加大。从100个职业分布看，有43个属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此前，其预测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总量将接近6200万人，人才需求缺口将近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

很明显，所谓“就业难”，问题出在劳动力供给的结构问题上，也就是说劳动力所能提供的劳动与工作所需的劳动之间的不匹配，因此“缺工作”和“缺人”并存。

中国大学毕业生为什么不愿在工厂工作？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错配何解？美国彭博社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并于日前推出评论员文章，特摘编如下：

在中国，如今政府与民众之间正在上演一场拉锯战，其中前者正尝试改变一种流传千百年的文化观念：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无论从绝对人数还是占比来看，中国培养的大学毕业生都远比美国多。中国教育部估计，去年中国18岁学生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7.8%，明显高于6年前的40%。在美国，这一比例多年来一直稳定在40%左右。

在高等教育如此普及的作用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应届大学毕业生已取代农民工成为新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供过于求体现在工资上。在中国，蓝领工人的平均月薪达到6667元，而芯片或电动汽车零部件制造等行业的专业技师甚至2倍于此。然而，2021年应届本科毕业生的起薪仅为5833元，专科应届毕业生的起薪比这低20%。

很少有大学生愿意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在工厂车间与机器打交道。

随着今年应届大学毕业生人数达到创纪录的1076万，稳就业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艰巨任务。更重要的是，日益扩大的就业市场错配正在影响中国力争升级制造能力的长期战略。中国不缺好工作，尤其是在高端制造业。但很少有大学生愿意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在工厂车间与机器打交道。因此，世界最大工厂正在丧失其优势。2020年制造业增加值仅占中国GDP的26%，比10年前减少6个百分点，德国用了30年才减少这么多。

这种状况与有关政策不无关系。为提升国内人力资本，中国不断降低接受高等教育的门槛。20世纪90年代中期，接受职业培训和进入高中的中国15岁学生的比例为1∶1.7。到2020年时，该比例猛增至1∶5.5。与此同时，近年来大学录取率飙升。换言之，中国许多大学生的学业水平并没有他们自认为的那么好，而是原本就应该接受职业培训。他们的工资水平反映了劳动力市场对其技能的评价。

中国许多大学生的学业水平并没有他们自认为的那么好。

过去一年来，中国一直在努力敦促年轻人学习更多实用技能。去年10月国务院发布加强职业培训促进就业的意见。中国的学校可能很苛刻，几乎总是基于学生的成绩非正式地将学生划分为“金银铜”三类娃。如今新中国已经培养了足够多的“金娃”，即那些能考入清华大学并有一天将设计世界级电动汽车或芯片的人。中国也有许多足够灵活的“铜娃”，他们愿意从事建筑或零工经济工作。最大的问题是“银娃”，他们认为自己“很金贵”，拒绝生产“金娃”设计的尖端装备。希望中国能顺利扭转这种看法。（编辑：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