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一季度，新冠疫情在广东、上海、山东、吉林等全国多个地区出现反弹，长三角和珠三角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也是本轮疫情形势较为严峻的两个地区。在此背景下一季度GDP同比增速达到4.8%，好于市场预期。

历史上看，GDP增速是反映经济总量最好的指标，GDP增速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就业、企业盈利和研发投资高度相关，GDP增速集中反映了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反映了民生福利和经济活力。但是在当前非常特殊的经济环境下，对GDP增速需要多几个维度的补充认识。一是GDP增速未必能充分反应产出损失，二是GDP增速与当期消费福利不匹配，三是GDP增速与就业和大量中小企业生存状况不匹配。

中国经济接下来仍将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努力实现全年增速5.5%的目标仍然是正确选择，在朝着GDP增速目标努力的同时，需要特别关注消费和就业这两个与民生最相关的指标。

GDP增速未必充分反映产出损失。中国的季度GDP核算以生产法和收入法为主。从生产法看，疫情防控措施造成的减产停产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产出损失。从收入法看，这些损失由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承担，对应在收入法上体现为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和生产税净额的减少。如果企业通过使用自身储蓄或者对外举债的方式弥补减产停产带来的现金流缺口，正常给员工发工资，支付租金和纳税，从收入法来看各种生产要素回报可能就没有那么明显的损失。按照我国现行的统计制度，第三产业多数以收入法为主进行核算，在收入法统计口径下可能会低估服务业的实际产出损失。除了这个角度，疫情冲击下统计数据的获取和使用可能滞后，这也可能使得GDP增速难以反映产出损失。

GDP增速与当期消费福利不匹配。从支出法看，GDP包括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个部分，消费反映当期的民生福利改善，投资和净出口有利于未来的民生福利。疫情之前的很多年，中国经济的正常状态是消费增速稍高于经济增速，消费在GDP中的占比持续提升，固定资本形成占比下降，这与其他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的经历一致，符合经济结构调整方向。新冠疫情暴发以后，消费增速持续落后于GDP增速，消费福利受损程度更加突出。社会零售总额2022年1季度同比增速1.6%，较2021年4季度3.5%进一步显著下降，大大低于同期GDP增速。特别是进入３月份以后，3月社会零售总额同比增速由正转负降至-3.5%。以餐饮收入为代表的服务消费更是受到严重冲击，3月份餐饮收入同比增速降至-16.4%。

GDP增速与就业和大量中小企业生存状况不匹配。从产业角度看，GDP主要包括了一、二、三次产业。第一产业主要是农林牧渔；第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以及电热燃气和水生产和供应业；第三产业主要是服务业。疫情之前的很多年，中国经济的正常状态是第一二产业的占比下降，第三产业占比上升，这与其他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的经历一致，符合经济结构调整方向。新冠疫情暴发以后，第一、二产业总体状况还在正常区间，但服务业增速持续落后于GDP增速。服务业包含了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装卸搬运和仓储业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等众多高度依赖线下场景的行业，受疫情的影响尤其严重。此外，这些行业还容纳了大量就业，以及大量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对于这些行业的从业者而言，GDP增速和他们的感触相隔甚远。

我们利用2012年以来经调整后的实际GDP值估算了2020年以来的趋势值，并计算近两年的潜在产出缺口。根据测算，2020年和2021年的实际GDP分别比趋势值低了3.5%和1.4%，产出缺口逐渐收敛。但是，2021年下半年以来负的产出缺口在持续扩大。2022年1季度，我国实际GDP相比趋势值少了约2.7%，负产出缺口进一步增加。分产业看，第一和第二产业已经回到趋势水平，当前负的产出缺口主要来自服务业。从服务业业构成情况来看，除金融业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外，大部分行业的增加值都显著低于趋势水平。其中，批发和零售业（-5.1%），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8.5%），住宿和餐饮业（-26.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20.0%），教育为代表的其他服务业（-6.6%）。

疫情冲击不仅是带来了异常经济增速，也带来了异常经济结构。这要求宏观经济管理在关注经济总量的同时也要关注结构，关注特定群体。总量目标是做大蛋糕，做大蛋糕对解决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非常重要。实现总量政策目标的主要政策工具应该是带有总量特征的货币政策，这类政策的好处是尽可能利用市场自发力量提升经济活力。货币政策的重点是利率调整，以此降低居民和企业的债务负担，提高资产估值，强化资产负债表，支持需求增长。比较而言，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的效果有限，银行并不缺资金，缺的是合格的贷款客户。降准带不来更多的合格贷款客户，充分的降息才可以。

针对异常结构需要特定的政策工具，财政政策工具更加适合。结构方面的主要矛盾是高度依赖线下场景的服务业严重受损，消费福利损失、就业损失和大量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困难主要来自于此。解决矛盾首先取决于疫情防控措施。在给定的疫情防控措施下，加大对受损行业的特殊补贴政策、对受损行业就业人员的补贴政策，对企业重新恢复经营的启动资金支持计划、对低收入群体、老人和婴幼儿的暂时性补贴都能起到一定帮助。

（张斌为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朱鹤为CF40研究部副主任、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青年研究员）

内容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