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一户人家门口拍摄的对联。“祠堂悠久传万载，子孙宏发庆千秋”。

“传宗接代”、“延续香火”是当地人最常对我讲起的两个词。“不可能生个女儿叫他去结扎的嘛。”一位村委工作人员说。

男孩多，家里人便觉得有势力、讲话硬气，建房动地有人主事，其他村民也不敢打家里菜地或耕田的主意。遇上葬礼，端遗像和灵位的若不是男孩，家里总觉得少了几分脸面。而女儿一出嫁，就相当于外人，娘家的事基本没法帮衬了。

一位40岁的妇女坐在太阳底下，一边抖着手中的簸箕，一边从籽粒中挑出掺入的小树枝。

她说十几年前，媳妇最少要生三四个孩子。要是第一胎生下了男孩，一家人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样。有的公公婆婆还会发红包、放鞭炮。那时，不用老一辈勉强，每家媳妇都自觉地想多生男孩。

连生女孩、夫妻不孕不育、公职人员受政策管制，一位紫金本地人这样概括买孩子的三类人。他告诉我，由于夫妇没法生养，2007年，他的朋友通过中间人花了四万八千元左右从海丰县买了一个男孩。

紫金县南岭镇高新村的钟浩（化名）也是买来的。养母连生了5个女儿后，养父花了四千左右买了他。

身份证上，他的出生年月是6月4日。可家里人一直在农历七月二十二给他过生日。因为和家里最小的姐姐出生日期只相隔半年，他从小就知道自己并非父母亲生。

“没什么问的，反正他们也不会跟我说这些东西。”放牛、割水稻、砍柴，农村小孩不干活会挨打，钟浩勤快，比其他孩子少受了些皮肉之苦。养父虽说沉默寡言，很少表达爱意，但从来没有亏待过他。

旱厕、破烂的房屋，艰苦的生存环境让钟浩从小就想着长大要赚钱转运。几个姐姐打工没赚到什么钱，家里没什么存款。养父认为上不上大学没什么差别，初中毕业后，钟浩便早早外出打工。2016年，他给家里盖了新房，成为了最让养父骄傲的孩子。

当车房具备、日子越过越好时，钟浩开始向家里人打听自己的来路。

养父称，1989年下半年，他跟同样没有儿子的邻居去紫金的一个医院，对接上一个妇女，看到瘦小的他。因为觉得他骨骼纤细、面色也不好，怕养不活，两人不想要他，回到了村里。

后来，那个女人跑到村里，将六七千元的价格降为四千元左右。想着可能命里注定没有亲生儿子，他决定买个儿子尝试养活。那年正逢大女儿出嫁，家里人总开玩笑说他拿嫁女儿的聘礼买了个儿子。

头一两年，钟浩体弱多病，养父弄来不少中医药粉，才把孩子身体调养好，逐渐抚养长大。除了钟浩小时候必须要睁眼睡觉，养父实在想不起来他与其他孩子不同的地方。

钟浩入了打拐DNA数据库，等待着有朝一日与亲生父母的重逢。他还关注着网上寻子的各类消息。去年，他看到人贩梅姨在紫金县活动且讲客家话的信息。他想着，哪天梅姨被抓到，他一定要申请见她，问她有没有拐过自己。

寻找梅姨的2年，申军良也收到过不少线索。许多人给他发来“梅姨照片”，可他托对方去打听，年龄、生活轨迹等信息均匹配不上。

最像的一次是在2018年冬天，有人告诉他“梅姨”在紫金县附近的和平县帮人算姻缘。他跑去偷拍那个女人，又找人把彭家庆堵在家里，端茶、送水、点烟，把照片给他辨认。他同时联系了增城警方，让还没被执行死刑的张维平也能认认脸。

但两边都说不是。

紫金县体育馆附近，这边许多青少年都记得申军良曾去他们学校门口发过寻人启事。

（四）

申军良仍没有放弃。除了黄砂村，他时常去广州增城区何屋街寻找梅姨——张维平在庭审时交代，每次和梅姨碰面的地点就在这边。

2年来，他以何屋街为主线，往何屋街北二巷、四巷等岔出去的小路挨家挨户问。居民们多是回答不知道。有的人会反问他报警了吗，建议他拿名字去户籍系统查，肯定查得到，或者揣测梅姨要不有保护伞、要不已经死了。

2019年11月上旬，他再次来到何屋街四巷，站在红色发锈的铁门旁边，照例跟人探听梅姨，说她“就在这附近住过”。

“好像住在鸡公山那个地方。” 一个女人操着湖南口音给出新的线索。

另一个女人用粤语重复了一遍“鸡公山”，还说自己好久没见这个人了。

他感到欣喜，增城警方也告诉他，已经查到梅姨曾在鸡公山附近生活过。再有媒体跟他联系，他都把何屋更正为鸡公山附近，希望能有更多线索。

申军良11月上旬贴的寻人启事，已经被人撕去了大半。

11月28日，寻找梅姨的第七天，我来到增城客运站跟他碰面。

从车站往东走两三百米，“鸡公山南路”的路牌下，三三两两围坐着闲谈的人。一位穿红黑格子外套的女人指着我带的寻人启事说，那个人经常去菜场买菜。她一抬手，“过了开满三角梅的斜坡，走过去就能到菜场。”

“鸡公山南路”路牌附近，申军良找人打听梅姨。

爬到一半，申军良停住了。他从红色塑料袋里摸出寻人启事，取下套在手腕处的透明胶带。牙齿一咬，一贴，几秒钟之内就寻人启事就粘在了墙上。

“一般人还练不会。”他边上石梯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