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茶叶店大忌（开茶叶店新手入门）

开茶叶店大忌,开茶叶店新手入门(1)

摘要：温州商业发达，历史悠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商业禁忌民俗，其商业禁忌以言语禁忌和店堂禁忌为典型，其内核为“重利”和“崇神”，折射出瓯越文化重商与多鬼神信仰的特质，温州商业禁忌民俗是瓯越先民在特定的地理历史条件下，适应环境求得生存发展的意识在文化中的一种体现。

关It词：商业禁忌；生存；重商；崇神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 0105 ( 2009 ) 03 - 0070 - 05

一、温州商业与商业禁忌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经济异军突起，别具特色，饱受争议，聚焦了当代中国太多的关注目光，商贸业在温州经济中向来居重要位置。早在南朝，永嘉已是“利兼水陆，实东南之沃壤，一都之巨会”【1】, 北宋绍圣间，温州城“市里充满則【2】人口繁盛，夜市“市声源洞彻子夜【3】，当时永嘉郡守杨蟠有诗文描述夜市盛况：“过时灯火后，萧鼓正喧闻；三十六坊月，~般今夜圆”(《永宁桥》)【3】描写温州的繁荣： “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水如棋局分街陌，山似屏帏绕画楼” 【4】程俱说温州“其货纤靡, 其人多贾” 【5】元时，温州郡城“百货所萃，廛氓贾竖，咸附趋之【6】”以致清开禁后，“商贾辐【7】，“贾客四方民【8】。商业的繁荣促进了温州对夕卜交通、贸易的发展，温州成为“大商海船辐奏之地”，并成立了市舶务，建有待贤驿、来远驿，招待各国商人。

在唐中期，温州就开始对日贸易，五代后梁初温州设置博易务，南宋绍兴初温州亦设市舶务，元代温州为“藩舶夷琛之所填委，气势熏酣，声光沦浹” 【9】北宋咸平初周伫赴高丽经商被留，宋绍兴间温州巨商张愿世为商贾【10】为温州外贸业做出了贡献。至近代，1938年温州进出口货物价值达562万元，开办大小工厂200余家，私人钱庄30多家。江西、安徽、福建、湖南及四川的客商纷至沓来，云集于温州。温州发达的手工业和擅长经商的历史传统一直对今天的经济模式产生深远影响【11】。温州人勤劳，肯钻研、善模仿、敢闯、敢创、有强烈致富*，具有典型的商人特质。温州的商业传统与温州人的商人性格，给温州区域文化涂上浓重的商业色彩。

商业民俗就是在商业活动中形成的习俗惯制，具有较稳定的表达方式、由传统承袭、并对人们从事的商品交易活动及其与之相关的言、行、思具有来自传统习惯的约束力量。而商业禁忌，贝u是在商业民俗中，因传统信仰的原因或商人追求功利的目的而形成的某些民间禁忌习俗，其中也包括商业经营者对某些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汲取“【12】

温州的商业禁忌民俗以言语禁忌和店堂禁忌两个方面为典型：

（一）言语禁忌

言语禁忌，这种在特定的场合对于某些特定的语汇所采取的禁忌，其核心为“求利”。温州的日用小百货店，最喜第一桩生意是购买红枣（和“红得早”谐音），忌的是买茶叶（因为茶叶和温州方言“坐蚀” 谐音）网；货物价格忌标“36”（在温州方言中表示绝缘，不做回头客）；早晨开门营业忌退货，忌换零钱，忌遇乞讨（意味着钱往外跑）••••••充分显示商家对于“利“的渴望与患得患失，隐藏在商业禁忌表象背后的根本目的在于避凶趋吉。

言语系统的民俗符号形成的聚合关系，是民俗指符常见的代码特征，也是民俗指符独具特色的表现体系。民俗指符的代码往往只是某个聚合关系的一部分，这部分代码在民俗话语出现以前，先通过相似和相异的比照，与同义词、反义词、同音字词、近谐音词相联结，使替代物和所指事物形成一种聚合关系，产生隐喻、转喻、双关的效果，甚至产生一种不受限制的民俗语言的“超模拟“（Semiosis）语境，那就是民俗指符比喻的表义过程％很显然，在温州小百货店中红枣、茶叶、价格、换零钱以及乞讨等商业禁忌现象中，作为民俗指符的语言代码正是这种聚合关系的一部分“超模拟“的民俗替代物。

（二）店堂禁忌

店家在对于店中行为及待客方面的某些禁忌，反映出“崇神”的内核。店员站柜台，必须脸朝外，热情招待顾客，面向内，屁股朝外为大忌；学徒打扫店堂，_般中午_次，晚上打样前打扫店堂内外与街道，扫地要往里扫认为这样才能把钱财扫进来，忌往外扫；在殿堂门口忌打哈欠、伸懒腰、坐门阶等，认为这样会挡住财神菩萨进门[15]。过去商店一般都供财神爷，俗称“招财爷”。其神为赵公明（亦叫赵玄坛），现今多供关公作为财神爷，取其“信”、“义”二字，并祈求保佑发财'[16]在店堂禁忌事象中除却提高月艮务质量吸引顾客的合理因素之外，更多的是对神的敬畏。

汉语的禁忌与英语中的“Taboo”相同，其含义都是“禁止接触”，即对“神圣物”和“不洁物”不得接触的武断性概念。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理解，禁忌所禁止的或被认为违禁则是危险的意义，就在于人类最平常的世俗世界和被人类认为各种神圣世界之间没有经过任何协调的那些任意接触。从民俗学的信仰意义上认识，它们是吉祥的神圣与不吉祥的神圣，都是禁止接触和触犯的神圣"[17]

二、温州商业禁忌"求利”与“崇神”内核

温州商业禁忌事象中所突显“求利“与“崇神“的内核，同时也是瓯越传统文化中最为突出的特点，瓯越文化的内质是一种以生存为前提的“农商文化“[18]

温州偏处大东南一隅，位于浙江最南部，三面环山，一面临海，78%的地面都是崎岖不平的山区，有限的平原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带，素有“七山二水一分地”之称，山地占全境近八成，为全省山区面积较多的地区。浙江是我国人多地少矛盾比较突出的省份，而温州又是浙江矛盾最尖锐的地区，1978年的人均耕地大约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浙江省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左右。在温州的某些地方，人均耕地仅一分半㈣。地少人多，仅靠农桑不足以养活众多的人口。严峻的生存现实迫使温州人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资源，从事手工业、经商、渔业、海上贸易以求生存发展。对于温州地区瓯越先民而言，从事商业（包括海上贸易）和渔业已不再是从事农桑的附属与补充，而是一种生存本能，是求得生存发展的根本的需要。

通常区域文化主要由来自于建立在普通民众现实社会生产劳动基础上的“感性文化”，与建立在知识分子的理性思维基础上的“理性文化“构成。温州所传承因袭的感性文化是典型的“农商文化”，而理性文化则是“永嘉学派”的“功利重商主义”精神。温州人的商业意识在更原始的意义上讲，是农商文化熏陶的结果。从自然环境来说，海陆交界、山环水绕的地理环境，毫无疑问地影响着温州人的生存意识和选择方式。自原始瓯人特别是东瓯王国以来，这种“天高皇帝远”和人多地少的生存环境，无疑冲淡了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儒家精神。以致这块土地上商业文化基因萌发的原动力，并随着商业因子的演化而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20]。

从总体上看，永嘉学派的事功重商主义是我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历史起点之一，同时，这种经世致用、务实功利的文化传统与发展商品经济所需的观念和精神相吻合，成为推动温州非农产业与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永嘉学派思想观点，是源于温州本土商业发达的土壤上，反过来更强化了温州人务实功利重商的特质，并与温州的物质条件、地理原因及其他一些文化背景相融合，使得温州人能够迅速地适应改革开放大环境。永嘉学派是一种农业社会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背景中孕育的近代思潮，进人工业社会，这种旧文化的许多因素便被改造和融合，成为一种文化资源、土壤和养料[21]。

温州民间风俗中，素有鬼神信仰的传统。“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 [22] “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 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故衰耗”則。

“瓯、越间好事鬼，山椒水滨多淫祀。其庙貌有雄而毅、黝而硕者，则曰将军。有温而愿、晳而少者，则曰某郎。有媪而尊严者，则曰姥。有妇而容艳者，则曰姑。其居处则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级，左右老木，攒桓森拱，萝莺翳于上，鸦号鸟室其间。车马徒隶，丛杂怪状。氓作之，氓怖之，走畏恐后，大者椎牛，次者击豕，小不下犬鸡，鱼椒之荐, 牲酒之奠，缺于家可也，缺于神不可也。一朝懈怠，祸亦随作，耋孺畜牧栗栗然，疾病死丧，不日适丁其时也，而自惑其生，悉归之于神”[24]崇祀偶像愈来愈多，鬼神迷信愈演愈烈，到明清时，鬼神崇拜已形成系列，有城隍上地、神化的职司、神化的名人等，神庙遍布城区及各县，多得难以数计期。多神信仰可以说是温州一个鲜明的区域特色。

温州鬼神信仰历久不衰，有其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复杂原因。

首先，温州耕地不足，交通不便，自然资源的局限带来的严峻的生存压力，使得农桑之外的商业（包括海上贸易）和渔业突显为生存的本能需要。海洋和商业是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生存舞台，偶然性的因素发挥着比在农业生产中更大的决定作用，科技不发达，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条件下更是如此。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对立，即生存环境对人的压迫。

由于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低下，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常常对人的生存造成严重的威胁，人的生存必须靠自然的恩赐，但是自然界却往往不如人愿，它作为一种可怕的异己力量成为入类依赖和畏惧的对象。瓯越先民对自然界这种异己的力量无法认识和理解从而产生恐惧感。

于是，就认为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之外，一定还存在着另一个为人所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世界，存在着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这种力量主宰着人的命运，人对它只能顺从、祈求而不能违反。于是，对自然这种异己力量就产生了盲目信仰和崇拜进而把自然界、自然力人格化为神灵加以膜拜却。来祈求鬼神保佑家人平安、生活幸福。同时，鬼神观念的认识过程，并非纯粹抽象的，而是伴随着人具体的情绪、情感等方面的心理活动。

现实生活中缺乏把握感，为幸福的愿望的实现没有保证而焦虑时，便可能在心理上产生对超自然的神力的依赖，以期望神力来帮助他把握住现实，实现幸福的愿望。人的这种依赖主要是为了寻求满足精神上、感情上的某种需要。

其次在社会生活中，由于贫富的差异、贵贱的悬殊，以及面临一些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时，“在各阶级中必然有一些人，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求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求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肉找不到遭受苦难的原因，也无法摆脱世间的苦难，因而幻想通过对神灵的祈祷而获得来世的幸福，寄希望于神灵或借用偶然性因素作为参考手段。同时“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刚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 也支持和利用鬼神的观念麻痹人民大众，以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

三、温州商业禁忌折射瓯越文化内质

民俗在本质上是文化，但它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民俗从人类社会生活中产生，又回馈到社会生活中，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水乳交融，以至于成为社会生活组成部分中的重要“基因”。民俗是人类意识在心理上的沉淀积累，而达种沉淀积累形成一定的定势，又是如此强烈地渗透在现代人的意识深处, 在现代生活里，反射或者折射出传统优秀品质和陋俗劣质。民俗既是历史传统的因袭，又有现实的基础。

先人留下的遗俗仍在被因袭下来，流传、演变、消亡、复合，但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展现的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又不断地在萌发和演绎出新的民俗。归根到底民俗是一种文化现象，不管是传承变异还是萌发新生，它都离不开各个时代的社会为它提供的客观基础。民俗是透视人类社会的“广角镜”回。透过这个“广角镜”，[29]看到为了维系生存的两大基本生产（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中人的主观意愿和心理所反射沉淀出的文化意识；也可以看到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里，不断地滋生出高于生活而又日益离异生活的意识文化。

禁忌民俗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温州商业民俗事像的表象同时还荷载着表象背后深沉的历史积淀。温州商业发展历史悠久，温州海陆交界、地少人多、山环水绕的地理环境现状，对温州人的生存意识和选择方式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基于求生存发展本能的驱动力推动下，从事商业（包括海上贸易）和渔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从事农桑的附属与补充，而是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

温州区域文化中所传承因袭感性的“农商文化”，和理性文化“永嘉学派”中“功利重商主义”的精神，冲淡了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为主导的儒家精神。在海洋和商业是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生存舞台，偶然性的因素发挥着比在农业生产中更大的决定作用，瓯越先民在现实生活中缺乏把握感，为实现幸福的愿望没有保证而焦虑时，以期望神力来帮助他把握住现实，实现幸福的愿望，这种心态折射在温州民间风俗中，表现为温州地区稳固的鬼神信仰传统，这同时也是温州区域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温州商业历史悠久，商业民俗积淀深厚，商业禁忌民俗所折射出瓯越文化“离合的神光”——“重商”与“崇神”的内核，是瓯越先民在特定的地理历史条件下，适应环境求得生存发展的意识文化一种体现。

注释：

[l][3][ll][12][13][14]fij光.温州古代经济史料汇编[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2005:1.

⑵[4] [5] [6] [7]⑻[9][10}[18][19][22][24][26][27][28]金柏东.温州历代碑刻集[M].±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岀版

社,2002:2.5.11.172.174.242.466.469.

[15][16]叶大兵.温州民俗大全[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154.155.

[17]乌丙安.民俗学原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231.

[20][21]温金锁.温州之魂——*理论的实践产物[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172.174.

[23][25]（清）光绪永嘉县志倦三.建置.桥梁）[M].上海:上海书店.1993:78.

参考文献：

[1]李浩然.温州新跃迁[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2.

⑵王锐.市井商情录-中国商业民俗概说[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