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襄阳日报
1985年，赵修同志在吉林工作时的照片（市史志研究中心供图）
□郝敬东 叶和平 梁发双
编者按：
5月13日是原中共襄阳地委*赵修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1953年至1960年，赵修曾在襄阳地区担任7年多地委*，后先后任中共武汉市委*处*、中共孝感地委第一*、湖北省副省长、中共湖北省委*（当时设第一*）、吉林省省长等职。在襄阳工作期间，他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撰写的《襄阳县伙牌乡襄郜农业生产合作社关于喂养和使用耕牛的经验》，被*同志亲加按语，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在中央召开的全国省、地委*会议上，*号召全国地委*向他学习。在赵修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刊发这篇文章，以示纪念。
向往革命 奋起抗日
赵修1921年5月13日出生于河北省井陉县辛庄乡栾庄村，1936年考入保定石门中学。学生时代，赵修非常关心时局，闻多识广，常与同学畅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壮举，表达对红军的向往。1937年，日寇的铁蹄踏进了他的家乡，看到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他和同学们相约“誓死不当亡国奴”，积极投身当地的抗日运动。1938年1月，不到17岁的赵修经区委*孙瑞及他的老师、共产党员路达介绍入党，先后担任井陉县路北第一区第一党支部*、焦家垴区委组织委员，积极在北翁村、米汤崖、曹家庄一带宣传抗日、武装群众，建立青救会、妇救会、农救会，组织自卫队，发展新党员。
1938年5月，根据组织安排，赵修到山西五台县金岗库晋察冀边区党校学习3个月，聆听彭真、聂荣臻、李葆华等同志讲课。学习结束后，他被分配到晋察冀二分区崞县工作队工作。1938年12月至1941年8月，他先后任晋察冀第二地委巡视员、五台县二区和七区区委*、盂县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长。
在盂县工作时，由于敌伪的反宣传，一些群众躲避共产党。赵修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密切联系群众，反复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赢得了群众的支持。一天，一小股日伪军在村里找水喝，武工队准备开展歼敌行动时，群众害怕敌人报复，不愿意在村内开展行动。赵修体谅群众的顾虑，决定接受群众意见，把战场选在村子之外，既消灭了敌人又保护了群众。
1941年9月后，赵修先后任山西寿阳、榆寿县委*。当时处于抗日战争的艰苦阶段，敌人天天“扫荡”，嚣张至极。赵修冷静分析形势，采取应对策略，始终把坚定抗日必胜信心摆在首位，不断加强队伍思想建设；注重统一战线工作，扎实开展武装抗日斗争。
1945年初，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失利，日本大本营秘密将其高层嫡系人员调回国去，以保全性命。1月16日晚，山西日伪政府为时任日军师团长的天皇外甥铃木川山郎举行欢送宴会。深夜10点，铃木川山郎乘列车往北平拟转道回国。太原地下党把这一情报紧急发给榆寿县委。赵修得到情报后，决定在西庄湾打一场伏击战。他挑选精干队伍，装备武器弹药，亲自带领突击队在伏击区埋好地雷，严阵以待。列车进入雷区后，赵修命令拉响地雷。列车停下来后，他带领突击队员冲上去，一枚枚手榴弹密集掷向列车。日军官兵乱作一团，来不及挣扎反抗就被消灭。钻在座位下的铃木川山郎束手就擒。这段史实后来被拍成电影《密令截击》。
主政襄阳 发展生产
1948年3月，赵修随军南下，到鄂陕交界一带开展工作，1949年任郧西县委*，1950年任郧阳地委副*兼组织部长。1952年12月，赵修任襄阳地委副*；1953年6月任襄阳地委*兼襄阳军分区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土地改革激发了农民积极性，但也存在着很多生产难题。为了克服农民在分散经营中的困难、促进生产发展，中央指示，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赵修带领襄阳地委一班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大量发展巩固临时性季节性互助组、有重点地发展常年定型互助组、个别地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精神，把农业互助合作当做一件大事去做。他不仅广泛号召开展合作化运动，而且经常下村蹲点、亲办试点，采取算账对比、广泛宣传、打通思想、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办法，经过努力，到1955年冬，襄阳地区基本实现了农业初级合作化。
合作化把农民组织了起来，但当时农村生产力落后，耕牛是农业生产的“宝贝”，各地合作社养牛积极性却不高。赵修带领调查组下沉到襄阳县伙牌乡襄郜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征求大伙对养牛的意见建议，摸清了耕牛喂养发展缓慢的原因。1955年3月，他以《襄阳县伙牌乡襄郜农业生产合作社使用喂养制度的几点经验》为题撰写了调查报告，在《襄阳报》发表后被《湖北农村》转发，引起了湖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遂以文件形式转发全省各地学习借鉴。赵修关于喂养和使用耕牛的经验推广之后，不仅解决了合作社缺耕牛、群众入社有顾虑的问题，而且有效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进程。
*同志看到这篇调查报告后，将标题改为《襄阳县伙牌乡襄郜农业生产合作社关于喂养和使用耕牛的经验》，并亲加按语：“作者以很大的热情研究了这个问题，所述农民的意见也确是农民自己的语言，似乎是作者到了这个乡同农民一道研究过这个问题的。我们希望全国二百几十个地委*，每人都下乡去研究一个至几个合作社，每人写出一两篇文章来。”这篇调查报告被收入*同志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充分肯定赵修深入基层、扎实开展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把他视为全国地委*的榜样，号召全国地委*向他学习。
赵修特别重视襄阳地区的水利设施建设。1957年10月，他亲任指挥长，对全地区兴修水利、抗旱防洪等工作进行总体规划部署和统一指挥。
光化县北部是有名的“旱包子”。为了将占全县土地面积70％的丘陵岗地变成良田，赵修要求光化县着力把旱地改成水田或水浇地。该县赵岗乡利用农闲，在杜漕河修筑滚水坝，开挖渠道，沿渠修建了5座小水库和数口堰塘，形成了“坝连渠、渠连堰、堰灌田”的自流灌溉系统。形象地说，就是以渠道为“藤”，以水库、堰塘为“瓜”，故称“西瓜秧”式水利灌溉系统。该工程改变了当地十年九旱、粮食低产的状况。这一水利灌溉系统建设上的创新，得到了赵修同志的充分肯定。他向湖北省委作了汇报，引起省委高度关注。1957年11月12日，湖北省委第一*王任重带领5名地委*、35名县委*及水利局长、工程技术人员来襄阳参观，并召开现场会推广这一经验。同时，省委向中央写了《关于襄阳专区兴修水利的情况和经验的报告》。1958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篇报告，并配发了题为《一篇生动的马克思主义的报告》的社论。社论指出：“襄阳专区兴办水利的经验，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范例，对全国来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湖北省委这篇报告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生动地提供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这就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及时地发现成功的典型，总结和推广成功的经验，使全盘工作能够迅速地前进。”
襄阳地区大兴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的经验，吸引了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前来参观。赵修撰写的长篇文章《山区自流灌溉网》被《人民日报》刊登，并出版了单行本。195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杜漕河“西瓜秧”式水利灌溉网纪录片。1959年，襄阳地区“西瓜秧”式水利灌溉工程模型参加了北京国庆十周年成就展览，从而使“西瓜秧”式水利灌溉系统在全国得到推广。
试点探索 提供决策依据
1960年1月，赵修被调任武汉市委*处*兼农委*。1961年5月1日，国务院批准孝感专区从武汉市分出，赵修担任中共孝感地委第一*兼孝感军分区政委。
当时，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赵修与孝感地委一班人根据农业“六十条（草案）”，着手调整有关政策，先后研究出台了《孝感专区关于人民公社十五个问题的补充规定（草案）》等16个文件。其中，《关于自留地问题的八项规定》明确要为社员留足自留地，允许社员在房前屋后、田边地埂及生产队划定的地块内种植瓜菜、饲料和小杂粮，收获归社员个人所有，并可拿到市场上自由出售。孝感专区还出台了鼓励社员养猪、养牛的规定。这些规定受到农村干部和社员普遍欢迎。
赵修还根据中央和省委要求，对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调整下放问题进行试点探索，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在这一探索中，赵修发扬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作风，先后撰写了《做到心中有数》《关于开荒地的问题》等调查报告，印发地、县党委成员，启发大家的工作思路。在他的指导下，各级党委对生产单位同分配单位不一致的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地委决定将全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下放至生产队。赵修带队到锦绣大队办试点，然后全面推开。
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完善了“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解决了生产单位同分配单位不一致而产生的平均主义倾向，使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向着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方向推进了一步。这一时期，市郊农村有的自发试行“包产到户”的经营承包责任制，增产效果明显，深受广大农民群众欢迎。
1962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赵修被邀请参加会议（全国仅有他与纪登奎两名地委*参会）。他将自己撰写的《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调查》带到会上，被会议研究吸收，成为中央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重要依据。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农业“六十条”，而赵修在孝感提前一年试行“六十条”（草案），为党中央决策作出了有益探索。
赵修一生清正廉洁，两袖清风。在吉林担任领导职务时，到基层检查工作、开展调研，他总是轻车简从，只带秘书、司机或一名随员，不让基层同志迎送。他不抽烟、不喝酒，到基层工作时按标准吃工作餐。一次到白城市检查工作，随行人员说白城的饺子很好吃，他听后立即说：“不要议论好吃不好吃，人家做什么就吃什么。”有时，基层的同志要送一点土特产，他告诉秘书、司机：“绝对不能收，需要什么土特产，我们自己去市场买。”赵修从不搞特殊化，其夫人在省政府办公厅工作，他上下班从来不允许夫人坐“顺风车”。
赵修同志曾经在襄阳工作7年，为襄阳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在他百年诞辰之际，襄阳人民深切怀念他。（作者分别为襄阳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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