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底，因当时“打刑”工作需要，我从基层人民政府选调到周至县人民法院工作，那年我21岁。当时，拿着调令去报到也是第一次踏进法院大门。法院相邻县政府，门口有一间传达室，院内只有一排9间的土木结构的办公用房，中间还留了一间过道，从过道往后走，后院子有两对面的厦房，办公室、打字室、厨房、档案室就在厦房里。后院里放着两辆旧偏斗摩托车，前院放着一辆吉普车。
报到时看到了几名穿着退了色的审判服，面容憔悴的老法官。当时我想，法院属于机关单位，办公条件这么简陋，怎么和基层政府办公条件都不如？更没有想到的是，我被分配到刑庭， 6人挤在一间办公室集体办公，用的是古老陈旧的桌椅。特别是刑庭在开庭时，就在小小前院的露天摆上几张桌子，法警押着的被告人戴着手铐，有的匝着脚链坐在凳子上，每次开庭都被进城上集群众将法庭围了个水泄不通，夏天密不通风，热得我们满头大汗，但群众默不作声，听的津津有味，也就这样边开庭边进行着普法宣传。经常碰到群众将在街上抓到的小偷扭送法院，由刑庭和法警进行批评教育给予处理。
当时包括二曲、集贤、终南、哑柏四个基层法庭在内全院共45人，出去办案大部分都是骑自行车，只有重大事情或去西安中院，才能有机会坐车，外出执行案件就坐偏斗三轮车。院内还有专门的一名打字员，所有的判决书用手一个一个字敲打在蜡纸上，然后用油墨推印出来，当时办案节奏慢，没有审限要求，审理案件全靠法官收集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