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林权属纠纷案件，基本都会涉及历史、现实、法律法规变迁等诸多因素影响，因此往往案件情况都会比较复杂。实践中，调处机关在处理山林权属争议过程中，经常会以“林业三定”时期的权属为依据，对于土改时期、农业合作化时期、“四固定”时期等历史权属证明，经常会不予审慎审查，权利人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今天，笔者就通过一则江西吉安山林权属纠纷为例，带大家了解一下，看看最高人民法院是如何审查和认定的，以及为何最终判决指令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该案。

一、案情简介

江西省泰和县A村、B村，产生了山场权属争议，双方均对山场享有“林业三定”时期的权属证明，A村遂申请县政府对争议山林权属进行调处解决，并撤销B村的执照，调处期间双方并未协商解决，县政府遂对该案进行审查，最终县政府仅以《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为依据，作出《调处决定》认定B村山场范围合法，驳回了A村的请求，此后，A村依法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一审与二审，但无论是复议机关、还是一审、二审法院，均维持了县政府作出的《调处决定》。

A村不服，遂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二、案件分析

《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是江西省内关于山林权属纠纷解决的一个细化的规定，其二十一条虽然明确了原则上要以“林业三定”时期的权属为依据，但客观上并未明确规定不得以其他时期的权属执照作为定案证据。另一方面，在江西省发布该规定之前，林业部已经先行发布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该办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土地改革、合作化时期有关林木、林地权属的其他凭证”均可作为山林权属纠纷确权的依据。

因此，本案中，调处机关、复议机关、一审与二审法院，均仅以江西省内的调处办法为依据，进而只看A村、B村“林业三定”执照，完全未参照其他时期两村的山林权属状况，这显然是事实不充分的，法律适用也是错误的。

土改时期的山林权属证件，是基础，“四固定”时期执照、“林业三定”时期执照、21世纪林改后颁发的《林权证》，都是一脉相承的、前后有泉源依据的，只以“林业三定”时期执照为定案依据，完全不顾其他，这不仅是机械适用法律，且据此定案的结果，程序上也是完全违背立法者本意的，因此，本案中调处机关、复议机关、一审与二审法院未对A村、B村“林业三定”时期前的历史执照进行审查和认定，就作出了判决或决定，也是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