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 况

张家界方言属西南官话（北方方言的次方言），这与历史上大规模的北民南迁有密切关系。

据史籍记载，北方居民迁入张家界定居的次数甚多，但规模大、人数多的只有四次。

第一次是尧帝晚年，“舜放驩兜于崇山”，实际上是强大的驩兜族南迁到以张家界崇山〈历史上的慈利崇山、 大庸崇山）为中心的澧水上、中游大部分地方定居 （有的成为苗族先民〉。

第二次是鲁文公十六年 （前611年）楚国灭掉庸国后，大量庸人向西南迁徙，最后到以市域大庸（溶）溪为中心的溪河两岸定居。

第三次是春秋末年，楚国势力向南扩张，楚平王之孙白公胜在慈利筑白公城后，楚人大规模徙人澧水中、下游大部分地方。第四次 是世居湖北长阳西北一带受中原文化影响早的巴人 （土家族先民〉于战国时流徙到澧水上、中游部分地方〈后成为“武陵蛮”、“零阳蛮”、“澧中蛮”、“涹中蛮”......最后定名为土家族）。

这四次迁入因其规模大、人数多，时间、地域集中，都先后使当地的土著语言受到巨大冲击 。这是形成于澧水上、中游的张家界话与北方话产生亲缘关系的历史渊源。

宋末元初，从云南迁入张家界定居的白族 (主要分布在桑植县〉，虽不来自北方，但由于接受汉文化较早，又长期与土家族、苗族、汉族在文化方面不断地交流、融合，也深受北方话的影响。

明清时，虽有众多江西居民陆续迁至张家界定居，但由于每次迁入的规模不大，人数不多，且时间、地域不集中，因而对张家界方言未产生大的冲击，而是最终被张家界方言所同化。

另外，历史上以荆州为中心的政区，如荆州刺史部、荆湖北路等，长期管辖张家界的大部分地方，客观上促进了张家界话与北方话的交流、融合、同化。

基于以上情况，可以说张家界方言自古以来就一直受到北方话的冲击和浸润，以至全市各民族人都将汉语作为交际工具。

因此，张家界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都接近普通话，尤其是语法差异不大，差异最大的是语音，其次是词汇。再就张家界方言内部而言，词汇、语法大都相同，差异最大的也是语音，特别是语音中的声调。

根据语音特点，与其使用的人数多少、面积大小，张家界方言大致可分为三大方言区。

一是以张家界城区为中心的永定、桑植、武陵源的大部分地方和慈利的许家坊乡、金岩乡的敏家等地，为永桑方言区；二是以慈利城区为中心的大部分地方和永定的黄家铺一带，以及武陵源的索溪峪，为慈利方言区；三是以桑植的芙蓉桥、麦地坪、刘家坪、马合口、洪家关、走马坪、谷罗山、淋溪河、五里桥、瑞塔铺等乡镇，为白族分布较集中的白族方言区。

尽管还有象永桑方言区的沅古坪、四都坪、五道水，慈利方言区的龙潭河、溪 口等若干方言点，但从总体上看，这三个方言区的语言特别是其中的语音、词汇颇有代表性，既 能反映出各方言区之间的差异，又能反映出张家界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文化不断发展，普通话得到快速普及，各地交往日益频繁，各方言区之间的差异、张家界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都正在不断缩小。

第 二 节 语 音

(一) 多声母“ng”

张家界方言的声母大都与普通话一致，不一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普通话零声母的开口呼韵母和一部分齐齿呼韵母，都要用“ng”作声母。 因此，张家界方言有22个声母，比普通话多一个 “ng”。

如给“欧”、“鸭”拼音时，都要分别 在“ou”、“a ”前用“ng”作声母。详见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