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8月1日，国防部颁布的《纪律条令》中，记功分为三等功、二等功、一等功三个等级，并一直沿用至今。《条令》第6节34条还规定：对于获得一等功奖励的单位，还可以授予军队光荣称号，显示当时称号与一等功等级差异还不明晰。1964年2月1日，国防部发布第10部《纪律条令》，第2章奖励中，规定奖励项目分为嘉奖、记三等功、记二等功、记一等功和授予荣誉称号五个等级。1990年6月9日，中央军委颁布的《纪律条令》第十三条对单位奖励项目沿用这五个等级，并指出“依次以嘉奖为最低奖励，荣誉称号为最高奖励”。

2018年5月1日施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试行)》，把个人和单位奖励分列。在个人奖励的荣誉称号之上，增加了八一勋章，后者由此成为个人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单位奖励没有变化。因此，荣誉称号仍是一个解放军单位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获得荣誉称号和战旗有多难？

除去条令的明文规定，在漫长战争岁月中，我军也一直把授称作为对一个单位极高的褒奖，经过慎重审批并郑重发给奖旗。获得荣誉称号，对各部队来说也是里程碑式的大事，因为称号和奖旗可以代代传承，比如继承“临汾旅”血脉的单位就有权打出这面光荣的奖旗，一代代官兵将以称号为荣，荣誉称号往往也会比数字番号要如雷贯耳得多。

不过，要获得荣誉称号很不简单。最新《纪律条令(试行)》对单位获得荣誉称号的规定条件是：“在作战、训练或者其他工作中，功绩卓著，有特殊贡献，在全军、全国有重大影响和推动作用，堪称楷模的”。

看上去很简单？要知道从第52条至第66条，用15条描述单位获得荣誉称号之外其他四种奖励的条件，基本涵盖军队工作各个方面。这15条许多要件非常难以满足，在此基础上还要满足独特性和卓越性等要求，堪称极难。

以“临汾旅”为例，该部在手无重武器又面对坚城的情况下，由地上转入地下攻坚，坑道作业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我军军史上罕见，这是独特性；攻城各部所挖24条爆破坑道接连被毁，只有该部两条坑道抵达城下并爆破成功，又有了卓越性，因此获授奖旗是名至实归。

这里还有个旁证。2012年8月，由原总政组织部牵头编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英雄模范单位名录》出版，收录1927-2012年85年间全军各个历史时期的英模单位，也只有3114个。这其中，一些单位是具有突出历史荣誉但未被正式授称的，像“铁拳师”“飞虎师”等都只能冠以“被誉为”。因此获得“官方认证”的更少，足见荣誉称号是多么难得。

也因此，受阅百面战旗背后代表的荣誉，是多么令人景仰。这仅从一点就可以看出：百面战旗中，有31面战旗上有“英雄”二字。

战旗就是一部微缩军史

解放军建军于起义，淬炼于战火，一路走来战斗或有失利，却未输一场战争，屡创战史奇迹，因而授出的荣誉称号和战旗也一直不断。此次展示的百面战旗，涵盖解放军各军种，不少战旗背后都有令人动容的故事，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战场、不同单位的英雄群体风采。

红色基因的传承从红军时期开始。比如此次展示的“强渡乌江模范连”“大渡河连”军旗，奖给长征时期为红军打开前进通路的英雄部队。此次展示的还有“模范红五团”“模范红十二团”等诞生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军旗。在当今任何一支解放军部队中，“红军团”“红军连”等都是最被珍视的称号之一，许多红军连也都是部队的骨干、种子。

抗战时期诞生的军旗有“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黄土岭功臣炮连”“白刃格斗英雄连”“平型关大战突击连”等。“黄土岭功臣炮连”历史也可追溯到红军时期，1939年11月5日，该部在黄土岭战斗中用八二迫击炮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这是整个抗日战场上我军击毙的日军最高军事将领。从此，这个连被称为“黄土岭功臣炮连”。

抗战时期我军获授荣誉称号的单位多集中在连一级。到解放战争，营、团级别的荣誉称号多了很多，如此次展示的“洛阳营”“襄阳特功团”“济南第一团”“塔山英雄团”等，级别最高的是“临汾旅”——这也是我军迄今唯一的师旅级荣誉称号。这显示，我军的大兵团作战能力有了提升，而且许多部队以城市命名，说明我军的攻坚能力也有了较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