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28期，原文标题《囊谦黑陶：藏在深山中》

“藏族信佛的人，相信黑陶传统秘方的神奇药用价值，所以一直使用。”

记者/艾江涛

在囊谦的黑陶生产基地，师傅们正在手工制作的陶胎上刻花（寻足迹 摄）

安久家族

当我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政府门口，见到扎着长发、身材结实的白玛群加时，他正在为自己设立在囊谦县的黑陶生产基地的资金周转而犯愁。近年来，受国内礼品市场萎缩的影响，白玛群加的黑陶销售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使他难以根据最新的文件指示，一次还清政府在9年前投给他的300万元创业扶持资金。

2012年，白玛群加入选了第四批国家级非遗项目“陶器烧制技艺（藏族黑陶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现在正是我大展拳脚的时候，再缓一缓就好了。”白玛群加一边念叨，一边开车带我去他200多公里外的家乡：囊谦县娘拉乡娘多村。那里，有他2015年设立的分厂。还有村委会的一群人正等着他商量村里下一年的事务。玉树州平均海拔4400多米，沿着河流，道路两旁全是高山。山坡上，随处可见金光闪闪的玛尼石刻，上面多刻用以祈福的佛教经咒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草甸上则是一群群的牦牛。前往娘多村的路，逐渐进入大山腹地，越来越狭窄险峻。

路过一个只有几户人家、藏语名叫“遮卧”的小村时，白玛群加告诉我，这里便是第四代囊谦王的出生地。公元9世纪中叶，强盛一时的吐蕃王朝瓦解，各地势力在此后数百年间割据称雄，玉树南部的囊谦部落正是其中之一。据《囊谦王世系谱》记载，第四代囊谦王申根巴，在1408年曾受明永乐帝的封赏。白玛群加所属的安久家族正是囊谦王的御用艺人家族。作为安久家族的第十三代传人，直至今日，白玛群加的八个兄妹，都是掌握泥塑、造狼毒纸、唐卡、木雕等藏地传统技艺的手艺人。

对白玛群加来说，如果说后来学做黑陶还多少有些偶然，那么学习泥塑等家传技艺，则是意料中事。早在七岁读一年级时，白玛群加便经常逃课，跑到学校后面村人盖房取土的泥坑中，捏各种小动物玩。他父亲是囊谦县有名的手艺人，不但是藏医，还擅做泥塑、画唐卡、制作金银器。看到儿子几乎无师自通地喜欢上了捏泥巴，在9岁那年，索性让他辍学回家，学习手艺。

藏族黑陶烧制技艺国家级传承人白玛群加，作为安久家族第十三代传人，是当地有名的手艺人（寻足迹 摄）

三年之后，白玛群加已成了一个小手艺人，跟着父亲到周围的寺庙做泥塑佛像。“文化大革命”之后，藏地佛寺多有损毁，佛像恢复的工作量也大。跟父亲一起在当地寺庙干了三年，14岁的白玛群加已可以带着徒弟，远赴云南、福建、西藏等地的寺院，独自做佛像了。

白玛群加至今还记得他在2000年左右捏的最后一尊佛像。那是在家乡用一天时间完成的一尊释迦牟尼佛，也是他最满意的作品，然而在捏制中却出了小小的意外：由于佛像比较高，在上上下下爬梯子的过程中，不小心把地上的狗屎蹭到了佛像身上。佛头着粪，让内心虔诚的白玛群加难以释怀，他就此决定：从此再也不做泥塑佛像。

凑巧，来乡里考察工作的县委*，推荐他到囊谦县第二民族中学传授藏族手艺。一边给学生讲课，一边有意识地搜集挖掘藏族文化，白玛群加发现历史悠久的囊谦黑陶，正面临失传的危险，他决定将这门手艺学习传承下去。

烧制黑陶

起源于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黑陶，在中国已有7000多年的历史。1928年，考古学家吴金鼎发现距今4000多年前的山东历城龙山镇（现属济南章丘）城子崖遗址。遗址出土的大量工艺独特、造型精美的黑陶，作为龙山文化的标志，引起世人瞩目。然而，谈及囊谦黑陶的历史，人们更愿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一段佳话：文成公主入藏途径玉树时，将独特的制陶技艺传授给当地藏民，使当地原始制陶工艺更加完善，从而演化出独一无二的囊谦藏黑陶。

在白玛群加记忆中，小时候，家家户户都用黑陶，不管是家里喝酥油茶的壶、杯子，还是寺庙里点酥油灯的灯座，都是黑陶做的。20多年过去，他发现连跑20家，能发现一件黑陶就不错了。

在娘拉老家，虽然还有零零星星烧制黑陶的老人。但烧制囊谦黑陶最为出名的艺人，还是距此300多公里外，吉曲乡山荣村的扎旺师傅。

白玛群加为玉树地震灾后重建展览馆设计制作的“爱心拥抱壶”（寻足迹 摄）

白玛群加的拜师之路并不顺利。在两年多时间里，他先后去师傅家跑了八次，最后一次去的时候，摩托车还掉进了河里。“衣服完全湿透了，外面结了厚厚一层冰。人家的心打破了，说你回来喝茶，从今天开始，我给你教。”白玛群加记得很清楚，那是2003年2月的一天。

由于有深厚的泥塑造型功底，黑陶塑形对白玛群加来说并非难事。难的是如何掌握烧制过程中的火候。传统的藏黑陶，采用红黏土与石头粉的二元配方，器物制作成形，风干抛光后，用“封罐、熏烟、渗炭”的方法烧制而成。烧制时，用石头搭起“窑口”，将器物依次叠放进去，以牛粪、木材作为主要燃料，再加入传统的草药。判断温度主要靠眼力：“大概要烧7个小时左右，烧的时候，把牛粪扒拉开一点，根据陶器的成色决定火加大还是小一点，红色怎么样，红白怎么样，特别白怎么样，每种颜色都需要不同的处理方法。”

这些烧制不同器形、质地的陶器的技巧，当地人称之为“秘方”。此后两年多时间里，扎旺师傅将31种传统藏黑陶烧制秘方，悉数教给了白玛群加。

怎样才算真正的黑陶？白玛群加告诉我，刚烧出来的黑陶，颜色并非黑亮，而是带有微蓝的金属色，在外面涂抹一层酥油，经过浸煮开壶后，方才越用越黑。他特意拿出两块陶片作为对比：“像这种里里外外全是黑色的陶器，才叫黑陶。只有外面一层黑色，里面是红色、白色或其他颜色的陶器，基本是烟熏出来的，不是正宗的黑陶。”在他看来，与其他地方后来陆续恢复的黑陶制作技艺相比，囊谦黑陶独一无二之处，正在于此。

尽管山荣村的黑陶烧制技艺最为出名，但当地的陶土却非最好。白玛群加发现，采用传统二元配方制作的陶器，不到两三年，便会有脱皮、裂缝等瑕疵出现。当地人对这种陶器，有一个说法是“放在那里就会坏”。与之相比，以娘多村陶土制作的陶器，藏语中形容为“锅记”，翻译过来就是像“塑料瓶”一样结实耐用。

为了寻找更好的陶土，白玛群加跑遍玉树自治州的每个县城，先后测试了37种陶土，他才发现最好的陶土原来就在自己的老家：娘多村，自古以来被称为“陶土山”的那座山正是自家的牧场。

沿着自己挖出的小路，白玛群加带我去看取土的地方。草甸之下，裸露出一两米厚的黏土层，白玛群加告诉我：“从这里往下，这里往上，这两层中间一米多的土层，里面的石头也不能丢掉，所有东西都可以用。”当地人相信，这种含有石块的黏土，具有解毒，治胃病、嗓子痛、关节炎的神奇功效，当地人还会用这里的陶土洗头发。在陶土山的背后，留有过去祖祖辈辈制陶人挖土的痕迹。

温度控制是烧成关键。2006年，白玛群加和扎旺师傅开始尝试，如何用温度控制更为精确的气窑烧制传统黑陶。经过近三年的不断摸索，白玛群加终于掌握了其中的窍门，把成品率提高到90%。而按照传统烧制方法，一窑二三十件陶器，只能烧出三四件成品。

决定黑陶颜色、效用成败的关键，是撒草药的环节。当窑炉烧到八九百度之间时，白玛群加要全身穿着湿衣服，带着防火手套进入窑炉，将事先调配好的草药，依次撒在每件陶器上。整个过程中，他还要控制不让衣服上的水滴到陶器上，防止高温的陶器开裂。炙热的窑温，往往让人难以忍受。“差不多是在火坑里进去一个个拿出来撒草药，如果消防支队的人知道了，估计早就不让我做了，这么做不是自*吗？”他举着粗糙的双手告诉我，从烧陶到现在，他手上已有大大小小八十多处伤口。

由于独特的烧成工艺，囊谦藏黑陶具有一种实用淳朴之美。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刘润福看来，藏民对那种黑色有一种虔诚的朴素追求。尽管如此，随着当地经济的不断开放，依然有不少藏民弃用黑陶，选择更为便宜、耐用的铝制品与铁制品。

为降低成本，让黑陶重新走入更多当地百姓家中，白玛群加在手工制陶外，还引入石膏灌浆的办法，批量生产更加适用的日用品。娘多村的分厂，便以量产日用品为主。当我到达那里时，原本有13个工人的工作间，只有两三个人在忙着浇注模型，多数本以放牧为生的工人都到周围山上去挖虫草。由于冬天天气太冷，每年真正适于制陶的时间只有从4月到10月的半年时间。白玛群加告诉我，如果全员开动，这里每年可以生产上万件陶器，批量生产的陶器每件售价不过30元左右，每年有30万元的收入。

在广大中原地区，黑陶在经历了龙山文化的高度辉煌之后，早已渐渐淡出历史舞台。谈及背后原因，刘润福解释道：“华夏民族具有玉文化崇拜的特征，在这种文化追求下，人们对有‘假玉’之称的瓷器技艺的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渐渐认为黑陶不登大雅之堂。随着社会需求越来越少，黑陶市场也日渐萎缩。”

只是，这一早在广大中原地区中断使用的陶器，何以在玉树囊谦、四川麦宿、云南尼西等藏区能不绝如缕地延续下来？

封闭带来的隔绝，自然有利于古老技艺的保存，但藏民虔诚的宗教信仰却是更为内在的原因。囊谦是藏传佛教聚集最为密集的地方，在这个人口不过10万的县城，便有140座寺庙，和占总人口10%的僧尼。用白玛群加的话说，“藏族信佛的人，相信黑陶传统秘方的神奇药用价值，所以一直使用”。而在刘润福看来，“龙山文化最初的蛋壳器，不是实用器，而是祭祀用的礼器。如果说中原文化通过高度的技术、仪式感创造一种威严，技术上相对落后的其他民族，则会用另外一种形式塑造威严感，往黑陶中加入药材，告诉世世代代的藏民，用它会延年益寿”。

早晨，当我到达位于大阿育王佛塔背后的黑陶生产基地时，白玛群加已在他自制的陶轮上忙活开了。他手上正在抛光的陶器，是一件叫作“双星伴月壶”的酒器，曾获得大奖，被国家博物馆以19万元的价格收藏。在他旁边，还有两位师傅正盘腿而坐，不断用手上的木板拍打着手中的器坯。不时，他们还会用嘴巴含着泥条造型。白玛群加教给我抛光陶器的合适时机：用舌头舔舐，以粘舌为宜。在他们眼里，陶土是世界上最干净的东西。

收集历史

5年前，在北京举办的一个国家级传承人培训班上，白玛群加被一位老师的话所震动，决心开始收藏散落在当地的黑陶。那位老师告诉他，真正的传承保护，需要挖掘整理历史资料，光文字资料还不够，还一定要有实物证据。

起初，白玛群加用自己制作的新陶器换旧陶器，专挑别人用坏的旧黑陶。慢慢地，他的收藏兴趣越来越浓厚，所需花费也越来越多，“我个人的财产，腰带、藏刀，头发上戴的象牙，脖子上挂的珊瑚石、天珠，全部卖掉，用来收藏黑陶”。就这样，几年下来，从便宜的几十上百元，到最贵的七八万元一件，白玛群加先后收集了700多件黑陶。

在黑陶基地的展示厅，白玛群加将所有藏品分为四个展区。从自己的获奖作品开始，越往里走，藏品的年代越久远。

对每件藏品，白玛群加都谙熟于胸。这件是古代的蒸笼，那件是囊谦王手下的将军挂在马上的酒壶，排列成整整一排、大小不一的酒壶，则在过去的酒馆中配套使用。他一边说着，还一边踢了一脚地下箱子中放着的一堆黑陶酒壶，“黑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脆，我从老百姓手中收来，就是这样在车上拉回来的”。

收藏经常会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发现。一次，在一个附近的村子里，他收集到两件造型特别的黑陶，当地百姓说那是过去的酒壶。后来，一位老人告诉他，那不是酒壶，而是奶瓶，以前藏民会在孩子出生到一岁为止，用它给孩子喂奶，传说对小孩身体有很大好处。但是，具体有什么好处，老人也说不清楚。为找到问题的答案，白玛群加跑了三年时间，终于在一本记录很多成佛故事的经书《白马嘎堂》（音）中找到相关记录，里面记载了一种说法，用这种黑陶奶瓶喝奶的孩子，长大后很少生病。

在清华大学非遗培训班上，根据刘润福等老师的建议，白玛群加在传统器型基础上，进行所谓“1 1”的创新，设计出包有银边、镶嵌绿松石的黑陶。此外，他还尝试过用牛奶、白糖、树叶混合制成的绿釉，包括石灰石的釉料，制造上釉的陶器。

新的尝试与白玛群加和日本陶艺家的交流不无关系。刘润福告诉我，日本人关于陶、瓷的概念与国人不尽相同，在他们看来，只要烧成温度在1200度以下，即使上釉也属于陶器。与中国相比，日本并无对等样式的黑陶，他们所谓的柴烧黑陶，“更追求烧成落灰的不同，一定要落点灰，每个都不一样。”

未来，白玛群加想创办一个黑陶博物馆，一边制作黑陶，一边传递黑陶文化。“希望自己走掉以后，这边还会留下康巴地区祖祖辈辈的黑陶文化。我会告诉他们，我们爷爷那一代，这件东西是喝酥油茶的，每件器形都有自己的名字。”

（感谢邓明、五之、江才桑宝对采访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