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万利直接大口开价8000大洋，只多不少，但赵佑湘只带了1000块大洋，没能直接成交；不过，赵佑湘把带来的1000大洋作为订金，两人约定三天内取货，否则就另寻买主、退回订金。
赵佑湘迅速赶回长沙，考虑到自己没办法独吞这只“羊”，就找到了原来认识的，同是古董商的杨克昌等三人，说宝贝如何、如何的好，已经初步和卖家谈好了要11600，大家一起筹资购买、分利。
四人一共凑了11600多大洋，当然是赵佑湘隐瞒了张万利8000大洋的口头价，想赚中间回扣。
四个人拿着钱，兴冲冲赶到黄材镇，由于杨克昌三人盯得紧，赵佑湘还没来得及和张万利私下做局，买它个11600块大洋；张万利也猜到他们4人有备而来，肯定会多带钱来，于是，不顾原先和赵佑湘的约定，一口咬定，非一万大洋不卖！这下把赵佑湘的如意算盘完全打没了。
他们5人个个都是人精、奸商。
事已至此，多说无益，杨克昌等人也是识货的主儿，他们仔细查看了羊宝贝后，认定这是件稀世珍宝。经过反复谈判，最后还是按张万利的10000块大洋成交，不知多卖的2000里头是否还有赵佑湘的猫腻。
03 地窖
赵佑湘、杨克昌等四人连夜将宝物运回到长沙县靖港镇某商号内寄存，并私下在圈里放出风声：有大货要出手。
很快就有消息传回，说长沙市某巨商愿意出10万大洋购买，还有在长沙的日本古董商愿意出48万大洋买走，但不知消息是否属实，反正可以卖出大价钱，豪赚一票。
然而，各怀鬼胎的赵佑湘、杨克昌等四人，日夜守护着这个宝贝，一步也不愿离开，生怕自己一走开就被其他人跳脚。
但是光守着也不是办法，地处偏僻的商号，别人也找不到啊，得赶紧派人出去联系大买家，特别是那个日本古董商，免得夜长梦多。于是，他们商定，暂定价20万大洋，要看货得先付10万订金。
可是派谁进城，怎样轮流呢？赵佑湘提议，抽签定人，谁抽到就谁去长沙找买家。
第一个抽到的人是杨克昌，他回房拿好东西，准备进城；他还是有点不放心，出门后假意在附近转了一圈，又悄悄地潜回到商号，躲在门外偷听赵佑湘他们三人有什么举动；这一听不打紧，屋里的三人正在密谋甩掉他，悄悄把宝物转移。
杨克昌气得七窍生烟，事已至此，进去理论也只怕凶多吉少，他努力抑制住自己的愤怒，悄悄地翻墙离开。
你们不仁，也休怪我不义，杨克昌直奔长沙县政府、警局，举报赵佑湘等人盗卖国宝。
县长张翰仪为防止奸商将文物卖给外国人，立即派出保安特务队，在杨克昌的带领下，荷枪实弹、气势汹汹地赶到靖港镇存放宝物的房间。
特务们直接踹门进入商铺，结果里头一个人也没有，他们把整个铺子里里外外搜了一遍，啥也没找到。
特务队长瞧着杨克昌：“小子，你举报的宝物呢?那3个文物贩子呢? 你小子敢提供假情报戏弄我们，休怪我抓你进大牢”。
杨克昌听了直哆嗦，赶忙说：宝贝原先就在商号里，你看，桌上的这块红绸布就是包那个古董用的，这上面的还有古董底座压出来的印痕呢。还有，从我离开这间屋子到现在，不超过2个小时，他们3人带着那么重的古鼎，肯定走不远，一定是藏在附近。
杨克昌再次来到后院仔细搜寻，终于在后院草地上，发现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印迹，和绸布上的印痕一模一样。特务们来到后院，经过一番搜查，在后院的石凳旁，发现了地窖，众人一拥而上，在地窖里找到了那个羊头壶和赵佑湘3人；原来是赵佑湘他们听到附近的狗叫声，匆忙携宝物藏进地窖。
04 周代古鼎
当年的8月27日，中央社发布了《宁乡黄村发现周代古鼎》的新闻，称：“本市成功破获了一起文物走私案。几个古董贩子，合资收购一件新出土的“周代古鼎—羊头壶”，并且准备以48万大洋的价格卖给一个外国商人。正在双方准备接洽的时候，有人向政府部门举报。长沙市保安处特务队立刻出动，一举将涉案人员全部抓获，并且收缴了“周代古鼎——羊头壶”。
长沙的《力报》《国民日报》《观察日报》均刊登了这则新闻。
“周代古鼎”被送至湖南省政府，很快就摆在了刚从淞沪前线转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将军的办公桌上；张治中带兵打仗行，但对文物的了解却十分有限，虽觉得羊头尊造型确实好看，倒也没太在意，这方尊四四方方，豁口敞亮，干脆就把它当作临时大笔筒，把一些资料、笔墨等通通往里放。
名将张治中
3个多月后，日寇进逼长沙市，张自忠才匆匆将周代古鼎交给湖南省中央银行，与黄金、美钞等一同严密保管起来。
1938年11月初，武汉沦陷，长沙市岌岌可危，迫于严峻形势，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和省银行均要迁往沅陵。
为了不让完整的长沙城落入日寇之手，当局决定实行“焦土政策”。
据《张治中回忆录》中记载，张治中遵令实施长沙军民撤出计划，但在计划正式实施之前，却有误信“日寇即将马上进攻”谣言的民众，在双11那天率先点燃了自家房屋，一时间，长沙城火光冲天，烈焰滚滚，大火持续烧了两天两夜，长沙城近80%的建筑被毁，史称“文夕大火”。这把火不但烧掉了长沙城，许多珍稀文物也亦未能幸免。
长沙文夕大火
长沙沦陷后，由于周代古鼎（羊头壶）出土后在湖南曾产生轰动新闻，日军一占领长沙，就到处查找羊头壶的下落，但一无所获。羊头壶去向一时成谜。
05 总理过问
抗战胜利后，湖南中央银行迁回了长沙；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湖南分行接管了原湖南中央银行。
1952年，中南文化部接到中央文化部的电话，说周总理指示，要求湖南省和长沙市查找周代古鼎的下落。原来，1938年羊头壶出土、截获的消息，曾轰动了三湘，其时，*、叶剑英等同志刚好在长沙，均知道此事，随后有一次，*在张治中家做客，曾亲眼见过羊头壶，对此宝印象很深，加之，周总理在解放后的那段时间是直接分管文物部门的，因此就直接过问了周代古鼎一事。
中南文化部立即依所有线索，开始地毯式地查找羊头壶，他们找到湖南银行旧址，搜寻半天也没有任何着落。大家认为，在1938年的那场长沙大火，银行遭殃了，羊头壶有可能被大火烧没了。
后来，湖南省文管会又听说，湖南中央银行沦陷期间，曾迁至沅陵，即派人到沅陵原湖南中央银行的住所地清查，也一无所获。
几个月后，湖南省政府接到中国人民银行湖南分行电话，说原湖南中央银行的废品仓库里，遗留着一批废铜烂铁，可能残存一些文物。当时接管人员对于这个破旧的仓库并没有过多留意。随着后来盘点、清理工作的逐步进行，工作人员才发现了这批废品可能和文物有关，这才赶紧打电话上报。
湖南省文管会派文物老手蔡季襄赴废品仓库查寻。在拆卸一件一米见方的旧木箱时，发现包扎木箱的铁皮和铁钉都生锈、腐蚀严重，铁钉一拔，整个箱子就散了架，蔡季襄见到了已经碎成一堆的四羊方尊。
作为民国时期长沙有名的收藏家、古董商，蔡季襄当然对周代古鼎（羊头壶）相当了解，见到国宝如此惨状，不禁老泪纵横，亦喜亦悲，喜的是国宝在世，悲的是国宝竟遭此大难。
经多方查询得知，古鼎在随湖南省中央银行内迁沅陵的途中，车队遭到日机轰炸，运载宝物的车辆不幸中弹，四羊方尊被炸成了20多块。轰炸过后，护送人员在清理现场时，发现羊头壶已被震成碎片，无奈之下，只好将包括羊头壶碎块和其他贵重物品重新装箱运往指定地点，也算是交了差；国难之际，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要是被直接丢弃，今人再也见不到该国宝了。
06 高人出手
蔡季襄立即将情况向领导作了汇报，不久后，总理交代湖南省文管会，组织专家进行会诊、攻关，务必对四羊方尊进行修复。
蔡季襄不但擅长文物鉴别，对文物修复也颇有一套，由于四羊方尊的铸造水平很高，其修复难度非常大。经过慎重考虑并经上级同意，由蔡季襄先把周代古鼎（羊头壶）进行简单的拼接粘合，看看效果如何。
最终出来的修复效果，并不理想，蔡季襄看了也很不满意，建议进一步找高人重新修复。
同时，蔡季襄对这件“周代古鼎”进行了仔细研究鉴定，认为该文物并不是周代文物，而是商代晚期铸造，并根据文物身上的四只羊头及其样式，将其命名为“四羊方尊”；至此，羊头壶有了正式的官方名字。
1954年4月底，高人被调来了湖南省文管会，他叫张欣如，时年36岁，是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文物修复高手；张欣如19岁时进入河南开封“群古斋”古玩店当学徒，因为勤奋好学，受到师父的赏识，获得了文物修复的真传，此前，他先后亲自修复过2000多件青铜古器。
刚上班没几天的张欣如，就正式接手四羊方尊的修复工作。经过蔡季襄初步修复的四羊方尊，和原物有较大差距，为了最大可能地复原四羊方尊，张欣如和蔡季襄等前辈几经切磋研讨，定出了详细的修复方案，然后，他使出浑身绝技，无论是清洗纹饰，还是焊接碎片，每一次、每一处他都精益求精；那段时间里，张欣如每天都把30多公斤的方尊放在腿上，边干活，边揣摩，尤其是方尊底盘碎得厉害，费了不少功夫。
经历了两个多月的努力，张欣如终于成功修复了四羊方尊，恢复了其雄奇瑰丽的身姿，重放3000多年前的异彩；张欣如自己都慨叹说，四羊方尊是他修复生涯中最好的一次修复。
张欣如修复四羊方尊
但是，修复后的四羊方尊还是不完美，尊的口沿部分始终还缺个口，也许考虑到此残片可能已彻底灭失了，只好依样复制一块补上。其实这一块残片就如开篇说的，是在姜景舒手上，只是当时大家都不知道罢了。
四羊方尊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边长52.4 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公斤，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
同时，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