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姜县长

说了半天，总绕不开姜县长这个人，下面好好盘盘姜县长。

《广宗县志》中记载，姜榓荣(1900～1986年)，湖南宁乡县黄材区月山乡龙泉村左家滩人，1929年毕业于中国大学，1931年凭学识考取广宗县长。广宗人认为，姜榓荣是民国间少有的开明县长，在民间有较好的口碑。

看到没，姜县长的老家是在四羊方尊在湖南出土地点: 黄材区月山乡龙泉村。

这下引起广宗文史学者的猜想，他们主要根据：一、四龙四羊尊挖出的时间，据大高庙的老人和周秀峰回忆是1933年，而姜榓荣在广宗出任县长为1931年5月至1935年7月，他的同乡张光岳为秘书。二、王缄三的证言，以及周秀峰等人回忆见到的文物照片，和四羊方尊一模一样。三、有专家说，四羊方尊不是湖南当地的文物，应是中原地区的文物，恰又是姜景舒兄弟种红薯刨坑时从地表层刨出的。四、姜氏兄弟和姜榓荣都是龙泉村人。再结合各种线索，广宗有关方面认为，四羊四龙尊也许就是湖南宁乡出土的那个四羊方尊，后来流落到湖南，再被姜家兄弟挖出，因此河北广宗才是四羊方尊首次出土的地方。

鉴于四羊方尊是国家重宝，意义重大，于是，广宗县依据这些传说，在2007年8月，于县城东出入口处，塑造了一尊放大14倍的四羊方尊雕像，建设了四羊方尊公园，使之成为了广宗县的地标。不过，雕塑的简介写成：“据传，四羊方尊于民国年间出土于汉代广宗王刘如意墓冢”，落款为“广宗县人民政府，2007年8月”。

雕塑立了，公园建了，广宗方面依然在努力收集更多、更具体的证据，以佐证四龙四羊尊就是四羊方尊。

10 猛人出手

2011年，河北学者、石家庄市专家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石家庄市社科院研究员梁勇先生，在石家庄电视台主持《石话实说》栏目，讲述石家庄周边历史。一次，他到广宗参加一个会议，看到了四羊方尊公园，当即表示疑问。随行的广宗方面朋友解释道，四羊方尊原本出土在广宗，是一个湖南籍县长把它带到了宁乡。此事引起了梁勇的好奇，出于职业敏感，他也加入了对四羊方尊一事的探究。

前头讲过，王缄三的回忆里说过曾有人给“四龙四尊”拍过照片，于是，找照片成了广宗方的第一要事。

经过调查，有了线索：

拍照片的人名叫牛宝树，是广宗县“牛举人”的儿子。“牛举人”就是当时看管“四间房”密室的牛韫瑺，他儿子牛宝树在北京工作。1933年，牛宝树回到广宗探亲，还带回来一架德国照相机，拍了很多照片。

这事在广宗县城一带，很多人都听到自己的老辈提到过此事。一是“牛举人”的名声很大，他的儿子回家省亲，很多人都知道，二是在20世纪30年代，照相对广宗人来说是件稀奇事，所以许多人都记得该事，并会对后人说起过。

牛宝树在广宗拍了不少照片，之后洗印若干张，寄给在广宗县的父亲牛可久，牛可久把照片分发给广宗县督学王耀生和广宗县南街小学的历史老师吕先文等人。这其中，就包括“四龙四羊尊”和南街小学师生合影的照片，王耀生、吕先文曾拿着这两张照片给学生们和南街的邻居看过。

2012年8月，在广宗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梁勇等人找到了吕先文的后人，90岁的吕世松。当年，县里租用了吕先文家的房子作为南街小学的教室。吕先文的儿子吕世松夫妇如今所住的房子就是在以前南街小学的旧址上盖的。

关于“牛举人”的儿子回乡来在广宗拍照这件事，吕世松听父亲提到过，当年牛宝树用的照相机带有冒烟的闪光灯，还为父亲和南街小学的师生们拍了一张照片。

吕世松翻出了这张泛黄的照片。照片是南街小学师生的合影，在这张照片的上面写着“广宗县南街初级小校师生合影纪念照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民国二十二年正是1933年。

贺春顺(二排右一)、张同海(二排右三)、县督学王耀文(二排左五)、吕先文(二排右四)

吕世松的老伴提到，家里还曾有一张“三个羊头”的照片，对此，吕世松也模糊记得，但是几经翻找，却没能够找到。对于羊头尊照片，吕世松老伴比丈夫印象更加深刻，“巴掌大小，黑乎乎的”。但上一次见到该照片，已是50多年前的事了。当记者拿出四羊方尊的照片请她辨认时，这位老人觉得非常像。

在吕世松家中辨认照片时，广宗地方志办公室的人请来了另一位知情人。她就是这张师生合影里面县督学王耀生的儿媳孟宗芳， 69岁。王耀生去世之后一年，孟宗芳嫁入王家，她并没有见过王耀生本人，但是家中留有公公的照片。而对于有“羊头”的照片，孟宗芳肯定地说，她见过那张“巴掌大”的照片，有点脱色，变黄了，上面有几只羊头，但时间长了，也不知照片扔哪去了。印象中，最后一次见到该照片，应是在文革之前。

见到记者拿出的四羊方尊的照片，这位老人肯定地说“像，就是这几个羊头”。当问及家中是否还有其他照片之时，老人说家里还有王耀生母亲的照片。记者随同老人来到她家中，从一个小房间里的一些旧物中，老人找出了一张王耀生母亲的纪念照片。照片下面写有两行字“时年五十二岁，22.5.7”。这与之前找到的南街小学合影照是同一个月，而且日期十分接近，应该都是牛宝树同一批拍照、冲洗的。

住在广宗南街的周秀峰，曾是王耀生的邻居，也回忆起王耀生拿着一张方尊的照片在他家胡同口给众人看，对里面的“羊头”印象很深，还说吉廷贵也看到过照片。

如今的黄材镇

梁勇曾和媒体人士又采访家住广宗县城南街的老人贺春顺，他生于1925年，民国时期就读于南街小学。和周秀锋同年级，吉廷贵比他高一年级；这位老人清楚地回忆说，他10岁的时候，王耀生和吕先文两位先生拿着一张四羊方尊的照片给同学们看，大讲这件宝贝，他当时看到照片上有三个羊头。梁勇拿着四羊方尊的照片让贺春顺老人辨认，他坚定地回答“就是这东西”。

记者拿出南街小学师生合影的照片请贺春顺老人辨认。老人很快就认出了二排右一是自己，并且辨认出其他10人的名字，并说起他们大致的住址。不过，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那时都已经离世。贺春顺老人说，站在二排右边第三个人名叫张同海，住在东街，当时老师给他们看照片的时候，他也在场。

记者从东街找到了时年90高龄的张同海。他说，自己在八九岁的时候，有一次，和同学到老师家里去拜年，王耀生曾经拿出过一张照片给他看，那张照片巴掌大小，上面有一个“四四方方的物件”，记者拿出四羊方尊的照片请他辨认，张同海老人不敢肯定，说，年头太久，记不大清楚了。

这两张跟 “四羊方尊”的照片有间接联系的照片，是广宗方面努力搜寻才面世的。但那张最重要的四龙四羊尊羊头照片，因年深日久未能找到，是最大的遗憾，也包括些疑问，一旦那张照片找不到，现有照片最多也就只能停留在旁证或者弱证的层面。

随后，梁勇等人根据姜榓荣回忆录等资料梳理出如下内容：

1933年1月，日军侵占山海关。六天后，故宫博物院召开理事会，决定将故宫文物南迁。大约1934年秋，姜榓荣通过北京中国大学的好友得知故宫国宝南迁的消息，忧心忡忡。

1935年7月，《何梅协定》签订，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 1935年8月姜榓荣从广宗卸任，之后，姜榓荣“去青岛住了一个时期”。随后，姜榓荣在河南、湖南各地辗转，直到1939年春，他才回到黄材，此后便一直没有离开湖南。

姜榓荣在广宗任县长的时间是1931年到1935年。关于他的卸任原因，可能是担心文物安全和战局的恶化，但更多是源于派系的斗争。姜榓荣在回忆录中说，“1935年7月2日，河北省政府最后一次会议上将在任较久的15个县长一律以“调省”名义换了他们的私人，我在任最久，也是在调省的15个县长之内，那时我正请假在北京治病，见报，我即未回广宗县去了……”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原形势危急，牛韫瑺在1937年10月12日被侵入广宗的日本飞机炸死，从此四羊方尊和“四间房”的其他文物便不知去向。而留在广宗县的党部其他人，对这件事缄口不语。

姜榓荣的家乡叫左家滩，属于行政村月山铺（今黄材镇月山龙泉村），而挖出四羊方尊的姜氏兄弟正是姜榓荣的同族，出土地就是姜氏家族的山坡地。

梁勇等人认为，这一系列证据链可推断，国宝四羊方尊，就是民国县长姜榓荣收藏到广宗县政府四间房的四羊四龙尊。后来由姜榓荣安排带回老家，掩埋在附近山腰上，不久后被姜家三兄弟挖取。

2012年9月初，梁勇正式公开撰文，称：四羊方尊首次出土地应该是河北省广宗县，而不是湖南省宁乡县；1938年前后，姜榓荣辗转回到家乡，或许不愿让国宝落入日伪政府之手，他不得已将四羊方尊带回掩埋在家乡的山腰地里。不久，四羊方尊就在他家月山乡龙泉村姜家开荒地里出土了。

同时，梁勇也表达了这样的态度：四羊方尊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的史实，谁也不能否认，谁也不会否认。他们只想就1938年前广宗人看到的四龙四羊方尊与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的关系进行探讨。虽然目前提供的证据链和文化支撑并不完全100%确认，但还是希望能有新的证据呈现出来，证明四羊方尊是否真的出土于广宗，撰文的目的是供大家一起借此机会深入了解商文化与河北广宗的关系。

11 唇枪论剑

此文一出，犹如向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瞬间激起了轩然大波，让四羊方尊的身世顿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湖南方面知道梁勇的文章论述后，不干了，马上跳出来反驳。于是一场激烈的唇枪论剑开始了。

广宗一方以梁勇、谷华池、王增勉、李豪云等人为代表的，湖南一方以高至喜、潇湘日报等人为主将，两方针锋相对，都提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同时抓住对方的薄弱点进行反击。潇湘晨报记者兵还分两路在湖南宁乡、河北广宗广泛探访。

高至喜，考古学家，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他还是姜榓荣的学生，1945-1947年间在宁乡黄材沩滨中学上学，姜榓荣给他上过政治等课程，在高至喜的印象中，姜榓荣“长得蛮标致，大概一米七的样子，穿着也很时髦，好像是西装和背带裤。高至喜从沩滨中学毕业之后，便没有再与他联系过。

广宗、湖南两方的论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土壤问题

湖南方面说：四羊方尊出土时，上面的锈迹是黑亮的，而且很滑，只有在南方的酸性土壤中才有这样的锈迹；如果在广宗出土，那里的碱性土壤环境，会在四羊方尊的表面形成粗糙的绿色或灰色锈迹，而这种锈迹四羊方尊上根本就没有。

广宗方认为: 第一青铜器由于它的铜、锡、铅含量不同，呈现黑、红、黄等不同颜色，四羊方尊的青铜器本身就是黑色的，其黑亮，可说明其在广宗出土后，曾经过处理展示，故没多少锈迹。第二，权且把土壤酸性作为指标，在广宗县志中明确记载，那里也有大片微酸性土壤。土质跟湖南没有区别，锈斑并不能证明必定出土于宁乡的唯一性。现在广宗地表土壤呈碱性，但深层次的土壤相对更弱，商朝时的广宗属于暖季，暖季多雨水，土壤更容易呈酸性。

二、首次出土地点

湖南方面:广宗方面认为四羊方尊出土于刘如意墓，汉墓怎么能出现商代的四羊方尊呢？在全国已经发掘的两汉诸侯王墓上百座，从未见过有商代青铜器随葬品。如果四羊方尊真是广宗王刘如意墓出土，那么西汉的刘如意是如何得到这件商代国宝呢？

广宗方：出土于汉墓是不大可能，只是广宗方面当初的想当然，以讹传讹；其真正的出土应跟沙丘平台及周边商代遗址有关；不过，刘如意作为一代广宗王，也不排除他有条件得到商代的青铜器，然后随葬品的可能。

河北广宗沙丘遗址

三、表层出土

姜景舒及其家人介绍出土地点时，曾说：那里绝对不是古墓，也不是商代遗址，就是山坡荒地，地下什么都没有。

广宗方认为：四羊方尊出土于浅地表土层。姜榓荣老家左家滩距宁乡月山铺只有五华里之遥，很可能是姜榓荣县长于1935年7月卸任后的某个时间内带回老家，在战乱的环境下，仓促埋藏于自家的耕地里，并且其周边几百米内没有任何其他古迹，首次出土于此似乎说不过去。并反问：四羊方尊埋藏如此之浅，为何又能安全“度过”几千年？四羊方尊出土于一锄头能锄到的深度，会属于商代文化层吗？难道之前数千年都没有农民在此犁地？如果有，难道犁地的深度还不如一锄头下去的深度深？这恐怕也证明了四羊方尊是二次掩埋吧！

湖南方回应：宁乡出土的青铜器大部分为窖藏。如象纹大铜铙、编铙等，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宁乡出土的青铜重器全部为窖藏，而且多出自河边、山腰、田野，埋藏特别浅。如1993年老粮仓出土的编铙，深不过数十公分。宁乡当地祭天、祭地、祭河、祭湖的祭祀比较盛行，它西部山区多石，不可能像中原地区土质丰富，埋藏较深。四羊方尊出土于浅层地表，太正常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