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国庆节，工作人员听到*在喃喃自语：“这可能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十一’了吧！”

工作人员听后非常心酸，含泪安慰道：“主席，您可别这么想，怎么会呢？”

*却严肃地说：“怎么不会？没有不死的人，在死亡面前众生平等，*岂能例外？”

几个月后，*和工作人员一起过除夕，他的年夜饭是一点武昌鱼和米饭。简单吃了几口之后，工作人员把他扶到了客厅的沙发上。

客厅里没有客人，也没有家人，主席感到有些冷清，这时候远远地传来了几声鞭炮声，主席听后就对工作人员说：“我们也放鞭炮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的。”

听着鞭炮在空中噼里啪啦的声音，主席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微笑。

日坛医院院长李冰说：我一辈子都忘不了1975年2月4日周总理做手术时的场景。

当时，手术已经基本结束，只剩下了最后的包扎过程，医护人员突然叫她去手术室一趟，刘冰进去后，总理用微弱的声音对她说道：

“云南锡业公司矿工肺癌的发病率很高，你知道吗？”

刘冰答：“知道一些。”

周总理说：“知道为什么不去，你赶快去！”

走出手术室后，刘冰伤心地流下了眼泪，周围的医护人员也都哭了，他们哭不是因为自己受了批评，而是因为总理在麻醉状态下依旧在想着工作，想着那些云南的工人。

在手术结束后，总理收到了海城7.3级地震的消息，他不顾自己刚做完手术的身体，批准了对那些及时预报地震的工作人员发出的表扬通报。

这次手术并没能扭转总理日渐严重的病情，这让为他治疗的医生们心怀愧疚，在说起病情时也总是支支吾吾，总理显然猜到了他的病情已经恶化，宽慰医生们说：

“你们不必愁眉苦脸，我不会责怪你们。你们已经做出了最大的努力，我完全信任你们。只是目前世界上还有办法对付这种疾病。人要死是大自然的规律，谁也不能逃脱。”

病中的周总理依旧不忘病中的*，他提笔给主席的秘书写信说：

“把我突然病变的报告报给主席，我心不安……你看后斟酌，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他听。托你酌情办理，千万不要太多地干扰主席！”

据总理侄女周秉德的回忆，总理确诊癌症是在1972年，在之后一次接见天津代表团的会议中，他曾郑重又坦然地对大家说道：

“我已经得了癌症，工作时间不会太长了，这也是自然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在医院同病情做斗争，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奋斗……”

《*传》记载，在查出癌症后，他依旧以74岁的高龄带病工作，每天工作时间在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小时。

翻看《*年谱》在1974年5月29日的记录，我们同样能看到这样一段令人泪目的文字：

*在陪*会见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之后，在身体极度虚弱，医护人员随时准备抢救的情况下，仍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同拉扎克就中马建交问题进行会谈。这也是总理最后一次与外国首脑的会谈。

这一年的6月1日，总理告别了他工作过20多个年头的中南海西花厅，进入北京三零五医院接受治疗，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生命最后的时光。

临出发前，总理还吩咐秘书带上待批的文件，在医院里他依旧没有安下心来，仍然在医院会见了外宾，还向即将出国的工作人员指导了外交方针。

总理秘书钱嘉东回忆，有一天夜里自己已经睡着了，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总理打来的，总理说自己正在看一个关于粮食问题的文件，他觉得数据不对，希望钱嘉东明天能找一份确切的数字过来。

总理的最后一个文件是在他病重之中躺在床上，由邓颖超念给他后签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