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city)是空间中的生产，是相对固定的。中国的市是古代的府的历史地理遗产。从面积上讲是西方语境下的region，功能上类似city－region，既不同于西方的city，也不是城市。因此urban和city大体存在以下三种空间拓扑关系。

一是包含关系。城市的面积小于市，这种在中国很普遍，中国大部分地级市都是行政区面积远远大于城区面积。比如重庆，因为重庆市的行政面积较大，堪比省级行政区域的地理范围，所以重庆的城市范围远远小于重庆市。

二是覆盖关系。比如东京和纽约的城市区域远远大于东京市和纽约市，所以是一种覆盖关系。目前看，囿于深圳市狭小的行政区面积，深圳的城市区域已经向邻近的惠州市和东莞市延伸，未来深圳和深圳市也是一种覆盖关系。

三是部分重叠关系。空间上有一部分重合，例如北京和北京市，北京的城市范围已经扩展到了燕郊等邻近的河北省，开始加速向保定和天津市的部分区域延伸，但是北京的城市区域不包括延庆、密云;北京市包括密云和延庆区。那么北京的部分城区范围就和北京市有着重叠关系。

三、雄安新区的区域定位分析

**在讲话中强调，雄安新区要重点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集中承载地，承接的功能包括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因此疏解对象已经清晰，可以预见的是北京的经济和科教资源将有一部分被疏解至雄安地区。

雄安新区的设立本质是北京地区日益增加人地矛盾，中央功能和北京市级功能过多重叠在“北京”这片空间区域，空间的承载力有限，造成北京严重的大城市病。这个新区的背后可以看出城市各类发展要素有各自的运行逻辑，在有限空间发展中相互对立。权力大的要素有优先权，排斥权力小的要素。

因此，雄安新区的定位最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北京”副中心，既不是首都副中心也不是北京市的副中心。但它同样不可能成为“北京”的中心。目前北京市域内，核心的金融、经济和高教科研资源不会被疏解，因为这些本身与首都的四个中心的功能紧密相关。比如:金融方面，人民银行和四大行是中央金融系统的宏观调控工具，这种与政治稳定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无法迁到雄安新区;教育方面，北大、清华、中科院等重要的高校或者科研机构也不可能整体挪移，这些机构与北京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正如前文所说，空间中权力大的行为主体有优先权，会排斥权力小的行为主体。一些相对弱势的行政事业单位、国企央企、高等院校等将会被迁移到雄安新区。这对于以行政区思维看待中国城市经济的传统视角来说，对现在的北京市域内是利空的，存量的减少意味着GDP、税收的减少。但长期看，京津冀地区资源的重新分配，会优化北京的空间布局，使北京变得比现在宜居。所节省下来的空间可能是未来北京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继续发挥虹吸效应的空间基础;另外涉及“大北京”地区本地都市圈的空间尺度重构的问题，未来雄安新区会纳入“北京”的本地空间生产的范围之内而被北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