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高学历的李良（化名），长期担任企业高管，却尝试用毒品延长工作时间、扛住工作压力，结果变得偏执易怒，最终不但工作受影响，更是天天在考虑如何躲尿检。

经历两年的强戒之后，他回归家庭和社会，与家人、同事重新建立信任。有时，他仍会梦到吸毒，醒来深感懊悔和恐惧。

在国际禁毒日即将到来之际，新京报记者对话李良。他讲述了自己吸毒、戒毒、回归的经历，并表示，为了女儿的成长中不再缺失父爱，不能再去碰毒品了。

试图通过吸食毒品提高工作效率

新京报：你是怎么染上毒瘾的？

李良：大概6年前，我进入一个新行业从事管理工作，工作压力巨大。因为我对新行业不熟悉，在高强度工作之外还需要大量时间学习，同时因为家里长辈都很优秀，我迫切想在他们面前证明自己。一段时间后，我感觉身体受不了了，就想找个东西能帮我熬夜。于是就在网上找渠道买了冰毒（甲基苯丙胺）吸食，支撑自己持续工作。

新京报：为什么会想到吸食冰毒？

李良：十多年前，有一次我喝醉酒后，一个在场的朋友说有一种东西很解酒，我就吸食了，后来才知道那是冰毒。抽完之后，我兴奋得两个晚上没睡觉。但是当时我并不喜欢这个东西，所以也没有再继续吸食。后来，当我压力特别大、需要熬夜时，就又想到了冰毒。

新京报：吸食毒品提高了你的效率吗？

李良：刚开始时，随着工作时长的提升，确实完成了更多工作，同时我也控制吸食频次，隔周一次、周末补觉。但是随着吸食时间的延长，我变得越来越依赖毒品，从一周一次到一周两次，最后几乎每天都会吸食。当时也感觉身体状态变差，但我以为是熬夜引起的疲劳。

吸毒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候，我感觉工作效率明显降低了，大脑运行速度变慢了，讲话都不流利了。现在想来，当时大脑已经受到了毒品的影响。

此外，吸毒让我不自知地变得偏执，情绪控制变得很难，跟家人、同事相处很容易激动。

受制于毒瘾，偏执易怒、天天躲尿检

新京报：你当时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李良：这时候，我已经没有自信了，我尝试控制，但已经做不到了。虽然有意识，但是客观上没办法实现。

后来我反思，自己过于投入工作，在精神上陷入了一种真空，明明有父母、妻子、女儿、朋友，我却全然不顾，走上了错误的路。如果我像现在这样在乎家人、朋友，就不会去吸毒。

毒瘾变强之后，我变得自私了，只在乎自己的感受，放弃了应该承担的责任。另外，还有侥幸心理，把心思用在了如何防止被抓上。

新京报：你后来戒毒，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的？

李良：是被动的。因为吸毒，我先后被拘留过三次。第一次是大概吸毒一年多之后，一个周末，我在家，民警上门，问我有没有吸毒，说要尿检，我承认了，拘留15天。

然后我消停了半年。有一个周末，我要开车去外省办事，凌晨五点出发，前一天晚上干活到很晚。想到睡不到两个小时就又要出去，我就忍不住要“精神精神”，其实就是给自己吸毒找一个理由。办完事回来，在高速检查站遇上尿检，又被拘留15天。

这期间，即便是半年没碰毒品，体力、精力也并没有提升，当时还是受到毒品的影响，内心并没有觉醒，每天想的更多的是怎么躲过尿检。

后来，我来到天堂河强戒所强制隔离戒毒，当时我就感觉自己完了。

有负罪感，将努力弥补造成的伤害

新京报：强制戒毒期间，你的身体、精神状态发生了什么变化？

李良：强戒的过程是痛苦的，因为会失去人身自由，受到的限制也很多，经常会处在压抑和惶恐之中。好处是，每天作息固定，环境中不可能接触到毒品，强戒所的民警也告诉我很多戒毒的知识，以及调节心理的方法，尤其是与保持良好操守有关的理念和方法，有助于长期戒毒。

情绪上，我解除强制戒毒出来之后，身边的人说我“更释然了”。以前，我与别人意见不同，非常愿意去争，现在有不同意见的话，我可能不认同你的观点，但也能理解你的坚持。主要原因是，在强戒所里，民警通过谈话、教育，以及各种课程，让我有了很大的改变，学会了调整自己。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过去这6年多的经历？

李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我对自己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对毒品造成的伤害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失去两年自由、肉体和精神的损伤，这个代价太大了。我意识到，个人能力是有边界的，用各种稀奇古怪的方法去提升能力不可行，不能什么方法都去用。

我有一种负罪感，这会伴随我终生，让我自律、自省。吸毒不仅影响了自身，还给亲人、家庭、工作团队造成影响，其中很多影响是无法弥补的。

新京报：你如何面对这种伴随终生的负罪感？

李良：我的个性还算比较积极，不管是什么境遇，总觉得应该从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我对不起大家，所以我会更好地管理自己，不让错误再次发生，同时，还要努力弥补给大家造成的伤害。

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犯错了就改正，遇到困难就解决它，最终目的是实现个人价值。

至今仍会梦见吸毒，深感恐惧

新京报：都说心瘾是最难克服的，你有什么体会？

李良：我偶尔还会梦到吸毒的过程，内容一般都是着急找毒品，或者是当初吸毒时的一些片段。梦醒了，就感到懊悔和恐惧。因为吸毒会伤害大脑，前额叶、海马区等会留下类似疤痕的东西。

心瘾是要用一辈子与之做斗争的。我能想到的就是让自己的内在变得强大。对家人、朋友、工作团队，我有深深的愧疚，我要尽到责任，补偿他们。

新京报：家庭对你意味着什么？

李良：家人给了我最大的支持、信任，这特别重要。比如，我回来后说要出门一下，家人没说要跟着我，或让我随时报定位。

我女儿不到10岁，她的成长中，有两年我是缺席的。而在进强戒所之前，我忙于工作，很少陪伴家人。我跟爱人、孩子都很疏远。

从强戒所出来的前半年，我每天送孩子去学校、接她回来、在家洗碗，可以说是完全回归家庭，跟孩子建立起很好的关系。其间，我也获得了家人更多的支持。就算是为了女儿的成长中不再缺失父爱，我也不能再去碰毒品了。

远离毒品，给戒毒者切实帮助

新京报：离开强戒所后，重返家庭、社会的过程顺利吗？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李良：刚回归家庭时，我感觉跟这个世界有点脱节，比如不知道怎么用最新的APP。而且，跟家里人沟通很不自在。大约半年后，我才逐渐重返职场。

最大的困扰是有吸食毒品记录后，出行会受到限制，乘火车、住酒店，会有警察上门做尿检。我一个人没问题，但是和不知情的朋友一起就比较困扰。

在强戒所期间，我了解到，很多吸毒者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歧视，被家人放弃、工作找不到，想离开毒友圈却无法离开。

我也在想，万一吸毒的事被孩子知道了，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新京报：有毒的朋友圈是戒毒的一大障碍，你是否存在这个问题？

李良：我很幸运，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好多人面临这个问题。从强戒所出来之后，所有的经济来源、社交都依赖原来的圈子，想离开这个圈子，却没有勇气。社区康复民警会提供后续的跟踪和督导，但自己的决心和努力是最根本的。

新京报：为什么多数吸毒者会面临家庭、就业、交际等多重困境？

李良：吸毒对人的伤害特别大，生理上、精神上都有。人在吸毒中越陷越深，精神越来越空虚，也因此容易陷入困境。所以，一定不要尝试毒品。万一不幸碰上了，就要尽早悬崖勒马，要尽早去自愿戒毒机构，否则生理伤害、精神依赖就会加剧，到无法控制自己时就什么都晚了。

新京报：你觉得，社会对毒瘾戒除人员最理想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

李良：吸毒是错误的选择，被毒品伤害的身体和精神是一种病态。我希望社会对他们给予同情和帮助，而不是一味歧视、排斥。

加大宣传力度让人们远离毒品是必要的，但对于已经染毒的人，应该给予更实际的帮助，比如办低保、让他们学习工作技能、帮助介绍工作等。

新京报记者 沙雪良

编辑 白爽 校对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