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以前喜欢照相,给小时候的我拍了不少照片。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懵懵懂懂的我被接回了家。只是当我满心欢喜地回来,却发现原本就拥挤的屋子里,多了一个哇哇啼哭的小生命。我紧紧靠着墙,不知所措。妈妈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小婴儿床边,让我喊她妹妹。我嘴上没吱声,心里却咯噔了一下。
从那以后,妈妈就让我单独一个人睡。当年的老居民房,墙上常会有壁虎出现,我特别怕它们,一看到那东西就全身发抖,一点也不敢动弹。每到晚上,我一个人孤伶伶地躺在小床上,听着房门外小婴儿止不住的啼哭,大人们在房门外来回走动的光影被放大了无数倍,又被投射到天花板。我整个人又惊又怕,眼睛死死盯着天花板不敢看向别处,就这么在恐惧中度过每一个夜晚。
和许多中国家庭的父母一样,妈妈并没有注意到我情绪的变化,对于他们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只觉得小孩别来掺和大人的事,也不会跟你讲道理。其实从父母离婚后,我就变得不怎么爱说话,哪怕心里有很多困惑,都只是憋在心里。
每当我看到妈妈和继父每天围着小婴儿忙前忙后,越发觉得自己是空气一般的存在,就夹杂在这种复杂的情绪下,我慢慢长大。
平时,我也会帮妈妈一起照看妹妹,比如让她骑在我背上哄她开心,给她扎小辫子一起玩过家家,这都很正常。令我费解的是,继父却会反复告诉年纪尚小的妹妹,她和我同母异父;不知道是忘记了还是刻意,家里经常是妹妹收到礼物而我两手空空。日子长了,我心里委屈,嘴上不说,只是一个人偷偷躲起来,暗自想着我亲爸在哪里,如果跟着他会不会更幸福。
我抱着妹妹。
也许是上天听到了我的心愿,有天下午,亲爸竟然出现在了我的小学教室外。
见到他的那一霎那,我并没有曾幻想无数次,飞奔向他的画面,也失去了记忆里的亲切感。我低下头盯着鞋子,手指紧张地抠着衣服,嘴里没有喊他爸爸,更不知道如何开口。见面后,爸爸递了一袋新衣服说送给我穿,我心里一乐。刚把衣服接到手里没多久,爸爸接着说,他现在开了自己的公司,往返广州做生意,有了自己的家庭,还有了一个儿子,靠自己挣的钱把弟弟送去了贵族学校。
看着爸爸在我面前滔滔不绝,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为什么爸爸妈妈都各自有了一家三口?为什么就我是一个人?为什么只有我这么倒霉?”我反复被这些念头折磨,感到头痛欲裂,而此时的父亲只以为我是太久没见到他喜极而泣。
从那以后,我更加郁郁寡欢,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心里藏着事,本来就不爱说话的性格变得更加内向,还总是胡思乱想。上学路上遇到同学跟我打招呼,都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反应过来。
小学时候的我。
当时我妈和继父的工作都在体制内,在外人看来吃着“铁饭碗”十分稳定。只是到了2000年前后,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出现亏损,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发展,我妈和继父也进入了这波浪潮。
可能是感受到了效益不好,继父首先买断工龄创业。辞职后,他开始给别人当货车司机,收入的确有改善,但赚的都是辛苦钱。为了赶时间和省钱,继父基本在吃住都在车上,一年里可能有300天都在高速上跑。长途路上,甚至要不分白天黑夜的开车。我妈不放心,就很快也买断工龄,陪他一起跟车,这样两个人在路上还有个照应。
那个时候我已经到了初中,有一次学校里在组织同学们上电脑课的培训班,我也想去,就去找我妈要钱付学费。与此同时,我继父正在盘算自己买辆货车,帮别人运泥沙,家里已经借了不少钱,再没有额外的钱给我。
我心里很难过,就想到了我爸。初一那年,我曾经偷偷给他打电话,说自己想要一辆自行车,结果我爸二话没说买了一辆送来学校,我心想着这次也一定行。没想到,我竟重重地撞了“南墙”。
那天,我爸开着一辆桑塔纳,在上课时间来了学校。其实还没等他走到门口,我就远远看到了我爸的身影,紧接着,我就在同学众目睽睽下,兴高采烈地走出教室。见面时,我爸非常冷静,声音里甚至透着冷漠,他板着脸:“钱给你出不了,我也没钱”,在那时的我心里,可从没想过是这个答案。我的眼泪哗哗往外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初中的时候,妈妈抱着妹妹和我(左一)的合影。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跟我亲爸联系,而我的继父,则正在遭遇他的财务危机。原来,他和我妈借钱买了卡车后,答应老板赊账跑了好多单,没想到年底结款时,老板跑路,投进去的车钱、保险、油钱通通还不上。资金链一断,整个生意就垮了。
中国有句话叫做“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形容我们家真的太贴切了。经历过这些事情后,我更加意识到钱的重要,没有钱真的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那段时间,我们家穷到了是什么地步呢?在我们山东,有一种叫做甜菜根的咸菜,把它切成丝放在水里泡一下就不是特别咸,非常好下饭。当时我们家里顿顿晚饭都有这个甜菜根,我妈今天用它炒鸡蛋、明天炒辣椒,换着花样顿顿有。
初中升高中那年,我妈就已经为了我的学费,四处辗转、一家一户地敲亲戚家门,最后连隔壁邻居都觉得我可怜,也凑了一点,才好不容易补齐。那几年,每逢寒暑假,我都想着找地方打工补贴家用。人家嫌弃我只是一个柔柔弱弱的高中生,反应慢动作慢还没经验,根本不要我。
上到高三快毕业的时候,我妈有天晚上把我叫到跟前,我俩仔细盘算了一下,接下来不管是读什么学校,家里都出不起钱了,而眼下想要打工又没有地方愿意要我。也就是在那段时间,电视里的赴日打工广告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当年日本在我们当地的名气特别大,大家酒桌上聊的都是“谁谁谁去日本打工回来买了套房”,而且那时候汇率也高,现在100日元换4.9块人民币,当时却能换8块,接近两倍。
于是妈妈跟我商量,既然现在打工都没有人要,不如先去日本打工留学干几年,要是能把之后的学费挣出来,就回国接着读。我身边的同学大多考到了外省读大学,再不济也会去读专科。我心里虽然千百个不愿意,也知道家里实在没有办法。我暗暗告诉自己,去了日本就努力赚钱,赚足了学费马上回国。
虽然下定了决心,凑钱又遇上了难事。最后是靠姥爷做担保向银行借的钱,我妈又变卖了一些自己的陪嫁,才终于凑够了钱。
2004年,手续办齐后,我第一次去了上海,从浦东飞往名古屋。那时候我已19岁,第一次出远门,之前甚至没出过山东省,最远只去过烟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