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卷入了与中国的战争，并且知道全球冲突即将爆发，军政府通过了《国家动员法》。

戈德布拉特写道：“三个月后，日本人几乎没有大张旗鼓地要求‘日本的精神和物质动员’，就放弃了1940年的奥运会。”

凯利解释说：“停赛和1936年奥运会是分不开的。”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始谈论抵制1940年的奥运会，因为他们觉得希特勒在举办这场巨大的宣传运动中利用了不当手段，因此，真正导致日本政府撤回申办的是柏林奥运会的影响。日本知道，如果没有大国参加奥运会，情况会更糟。”

国际奥委会随后将1940届奥运会举办权授予赫尔辛基，但苏联于1939年11月入侵芬兰，终结了当年举办奥运会的希望。就像在2020年，国际奥委会抱着希望一直坚持到屈服于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

凯利补充道：“国际奥委会说世界正日益陷入战争，但奥运会将继续……（但是）屈服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都陷入了火海的现实，他们一起取消了奥运会。”

尽管当时因日本入侵东三省，中日关系已经恶化，但是当时的中国代表仍然投票支持了日本东京奥运会。

这一支持意味深长。

在泛亚主义的视野中，即使中日两国兄弟阋墙，东京举办奥运会仍然是亚洲黄种人的盛事，仍应予以支持。此外，出于外交政治的考虑。奥运会作为和平象征，日方热心申办者多有亲华反战人士，中国的支持无疑是对他们的鼓励。

争取中国支持最力的当属嘉纳治五郎。嘉纳治五郎至今还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他出身关西的嘉纳财阀，是现代柔道的开创者，还是日本现代体育之父，颇有国际声望。

更重要的是，嘉纳治五郎力主“辅佐中国，使之强盛”，立场亲华，尤为热心推动中国教育的改革。他创设的中国学生留日教育机构成绩颇丰，黄兴、鲁迅、陈天华、陈独秀、林伯渠等人的东渡留学都受惠于他倡导的中日教育交流。

嘉纳治五郎以其国际声望和在中日两国的深厚人脉，促成了第十二届奥运会落户东京。按照他的设想，这场体育盛会将是两国走出战争阴影的契机。然而，随着日方军国主义势力的膨胀，善良之士的努力遭遇了严重的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