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上学的年纪，张蔷被接回北京，住进了新闻电影记录制作厂（以下简称“新影”）大院，同住的都是与妈妈同单位的文艺工作者。

古典音乐，成了张蔷成长的背景音乐。

她曾跟着妈妈学小提琴，妈妈拿着筷子站在一旁，只要拉错音，筷子就会狠狠地敲在她的手指上。

张蔷很抗拒，想方设法地偷懒。趁着妈妈看不见，她就躺着拉琴，或者靠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拉。一来二去，张蔷妈妈忍无可忍，问张蔷到底有什么不满。

张蔷头一抬：“你们这些‘拉龙尾’、做伴奏的都不好，我要站到台前去，像你们团里的王洁实、谢莉斯他们那样。”

王洁实与谢莉斯是中国电影乐团的歌唱家，比他们的身份更出名的，或许是他们的歌曲《外婆的澎湖湾》。

此时，含蓄还被看作是女孩的一项美德，但这两字明显与张蔷无关。

上小学时，张蔷在前进小学就读，但她不喜欢读书，经常逃课，“那个学校就像是一个小型社会，里面有坏孩子，他们的父母没有教给他们正确做人的法则”。

有同学朝张蔷身上吐口水，还会有人指着她骂“你爸妈是流氓”——仅仅因为张蔷的父母离了婚，在七十年代，这是一件少有的新鲜事。

张蔷总是反口怼回去：“你爸*不是流氓吗？不是流氓你怎么出来的。”她才不会忍气吞声。

小小年纪的她，早就接触了人情世故，尽管是从影片中。

张蔷和妈妈

那个时候，电影还属于新潮艺术，只有一小部分文艺工作者可以有正规渠道看国外影片。而身处新影大院的张蔷，自然是最早能接触到国外影片的这批人之一。

张蔷至今仍记得儿时偷摸看电影的时光：她和一群小孩子一起，谎称给家里大人送饭，骗过放映室的保安，横冲直撞地往里闯。

张蔷最机灵，她会在闯进去的第一时间躲进幕布里，等到保安把孩子们都赶出去了，她才从幕布里绕出来，安安稳稳地坐下看。

就这样，她看完了罗马尼亚电影《沸腾的生活》，看完了巴基斯坦电影《永恒的爱情》。她看日本的《绝唱》，“结识”了山口百惠；看完了法国的《初吻》，被苏菲玛索的美所震撼。

1979年，李谷一在电影《小花》中献唱《绒花》和《妹妹找哥泪花流》时，张蔷的母亲就是伴奏。12岁的张蔷就站在录音棚外，等着妈妈出来。

绒花音乐：李谷一

张蔷骨子里的浪漫不羁与洒脱奔放，就在这一遍遍的电影配乐中激荡，并撞出回响。

看完《永恒的爱情》后，她在家里对着镜子练接吻，怎么练都觉得不对劲。第二天，她就在课堂上接着练，用课本挡住自己，对着墙猛亲。

旁边的同学问她为什么要面壁思过，她回：“练亲嘴呢”。

某一期的《大众电视》杂志上，有美国著名歌手芭芭拉·史翠姗，她那颗奔放的爆炸头，瞬间点燃了张蔷的热情。

张蔷跑去理发店，想做一个同款造型，无奈理发师没学过这种手艺，束手无策。最后，是张蔷妈妈站了出来，帮女儿完成了这个心愿。

妈妈在张蔷的头发上涂满了威娜宝香波，再用折断的筷子卷住头发，就这样烫出了爆炸头。

顶着爆炸头，穿着吊带衫，戴着蛤蟆镜，张蔷就这样昂首阔步地游荡在八十年代北京的大街上，无拘无束，无忧无虑。

这时的张蔷，不过13岁。在这豆蔻年华，她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

13岁的张蔷

1982年，当中国观众还只能从录音机中窥听流行音乐的音浪时，一个世界级的流行歌手，早已蔚然成风。

迈尔克·杰克逊在这一年发布的专辑《Thriller》，以蝉联37周美国销量榜的成绩，让他登上了流行天王的宝座，至今无人能比。

此时的张蔷，还是一个15岁的小姑娘。

某天放学回家，她按照惯例拧开了收音机，电台短波恰好对应一个韩国电台，张蔷从录音机中听到了一段震颤的旋律。

她如获至宝，激动地脱掉了身上笨重的羽绒服和毛衣，不由自主地摇晃身体。

一曲唱罢，张蔷呆坐在床上，怅然若失，“好像你特别爱的人离开你了”。

她来回调整收音机的电台，想去寻觅这首歌的影子，但是遍寻不到。一直到她接触了外国留学生，给了她一盘磁带，她才知道那首歌叫做《Billie Jean》。

八十年代初期，内地的流行音乐尚且处于起步阶段。

那时候，人们最常听的是李谷一，是美声与民乐。没有市场认同，也没有专业团队，流行音乐只能以翻唱的形式开始起步。

将海外或中国港台地区好听的旋律“扒”下来，自己填词、编曲，再推向市场，张蔷也是如此。

只是张蔷挑歌的眼光无比辛辣，她独爱迪斯科的旋律，她觉得“迪斯科是上个世纪上帝给人类最好的礼物，它能淡化你的忧伤”。

高一时，张蔷就在家中，用简陋的设备给自己“灌碟”：

她拿着两台录音机，一台在远处放着歌，她凑在近处，冲着另一台录音机大声地唱，如此一来，张蔷的声音盖过了原唱，一首翻唱曲目就完成了。

这是张蔷“歌手梦”的起点，然而她刚一出门，就撞上了第一道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