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和平在看守所内写的日记，记录了在看守所中几翻几供的经过。 受访者供图

在日记本中，张和平写满了警方获得认罪口供的过程。由于年代久远，每一页纸张都薄如蝉翼，洇开的蓝色钢笔印透过纸张渗到下一页，字迹已经有些模糊。

对于王某梅被害一案，张和平一直坚称自己没有*人动机。“起初我确实想在西炮台建新窑洞，但这需要村里和公社领导审批同意。我后来觉得成本太高，就与同村的许国伟达成了对换土地的协议。王某梅被害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联系工人动工了，地基都打好了。”张和平用手指敲着日记本解释道。

此外，张和平告诉新京报记者，案发后，被害人王某梅的家属也未曾将自己认定为“*人凶手”。据张和平回忆，案发后第4天，曾在回家路上遇到王某梅的父亲。王某梅的父亲一边叨唠着”活着不如死了”，一边将两根油条塞给张和平的两个儿子。

张和平在看守所内几次认罪又几次翻供后，曾多次要求警方尽快查明真相，给他一个结果。在被羁押期间，张和平每天会看些报纸，有一次正好看到一篇关于“冤案”的报道，联想到了自己。他给自己规划出三条路：凶手是我、凶手不是我、是我又不是我。

2021年12月27日，新京报记者致电太原市尖草坪区公安分局，希望能进一步核实、还原有关该案的细节。尖草坪区公安分局表示，不清楚张和平一案，因年代久远，派出所此前做过变更，需要找到当时负责该案的部门予以解答。截至目前，警方尚未对此案作出回应。

没有等来的重审

山西高院发回重审的裁定，一度让张和平看到了转机，但重审始终没有到来。

张和平的姐夫和家属为他找过多名律师，都坚持无罪辩护。

据张和平的代理律师称，该案引起争议的一个前提，是没有关键物证和司法鉴定来证实凶*案到底是不是张和平所为，判决书主要依靠口述定案。证人的言辞证据像一张破网，实难经得起推敲，而从现有材料看，证言证词的细节比对和具备的可靠性留下了质疑的空间。

张和平代理律师的二审辩护词显示，辩护律师认为张和平没有作案动机，而证人蔡某刚、高某寿及被害人外婆的证言作为定案证据不能成立。

张和平的辩护律师认为，事发时，证人蔡某刚年仅6岁，属于未成年人，不具备看清事实、正确表达的能力。而最为关键的证人高某寿，也在辩护人实地走访时向其表示，自己确实没有看清，名字是公安局提出来的。

此外，辩护律师提出，被害人王某梅的外婆曾向公安机关提供两次证词，第一次称是外孙女被同村邻居“二妮子家的娃娃”捆的，第二次称是张和平捆的，两次证言前后不一致。

在一份太原市公安局九处技术科1987年11月14日交给北郊公安分局的材料中显示，将王某梅被害现场提取的足迹及嫌疑人张和平的足迹样式进行鉴定比对后，两者足迹样本种类不同，现场足迹小于张和平的足迹样本。该份材料被法庭认为不能作为证据，故未当庭宣读。

案卷中，类似的矛盾和疑点，将张和平案的整个证据链击碎。同年12月，山西省高院认为“原判认定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裁定张和平涉嫌*人案证据不足，犯罪事实不清，发回重审。 受访者供图

在山西高院发回重审后，太原中院又将该案退回至太原市检察院。太原市检察院经审查后发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张和平的案子似乎有了转机。但此后的9年中，警方未再移送补充侦查材料。

案件彻底搁置下来。张和平仍被关押在看守所内，日夜等待的重审迟迟没有到来。

针对此案，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告诉新京报记者，张和平在本案中出现了“几翻几供”的情况，关键在于考证其口供的真实性和翻供的原因，此类甄别工作应该在一审前完成。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嫌疑人和家属多年持续伸冤，说明了侦查阶段存在的实际漏洞。而证人的证言为何前后不一，也需要有关部门的专业判断和仔细审查。对于张和平提到的逼供、诱供的问题，要看现有证据是否能证实公安机关存在刑讯逼供行为。

25年漫长的申诉

张和平是突然被释放的。

时间来到1996年12月27日，张和平被通知取保候审。至此，张和平已在看守所中度过了10年零8个月。

被取保候审的那天，是张和平夫妻俩十年来第一次见面。妻子孟培云的面容发生了变化，岁月在她身上留下的印记清晰可见，年轻时的马尾辫变成了短发，原本白皙的皮肤被晒得黢黑，皱纹爬满了眼角，手臂上几处伤疤是干农活时被划伤的。

2021年12月24日，山西太原马头水村，张和平家门口。夫妻二人在家门前的土路上。 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摄

但家里似乎没有变样，没有建好的窑洞还摆在那里，只是两个儿子已经对他没有太多的印象了。

孟培云回忆，自己有七八年没有怎么出去跟人打过交道了。自己事先不知道丈夫要回家，张和平突然出现在眼前，听到熟悉的声音，她的眼泪“吧嗒吧嗒”止不住地往下掉。

“他是有文化的，一块地基怎么值得他去*一个6岁的小娃娃？”孟培云用勺子搅合着刚下锅的莜面饺子，又一次红了眼眶，她始终不相信丈夫*了人。

据马头水村村干部回忆，在张和平取保候审前，被害人王某梅的父亲曾上门找过他，要求不要为张和平签字。但事到如今，证人高某寿、被害人的外婆都已经故去，事发后王某梅家也搬离了马头水村，至今不知去向。

取保后的张和平开始了新一轮的漫长申诉。

张和平称，1997年至2007年期间，自己的申诉多次被驳回，他也曾多次到公安局，要求给个结果和说法。“公安局说案子是法院判的，让我去找法院，去了法院后又说是政法委协调的，让我找政法委，来回几次也不知道到底谁是负责人。”

等待的日子漫长枯燥且没有希望，张和平也想过就此算了，但一想到多年来的妻子和儿子，他将放弃的念头一点点磨掉。

2005年，山西晚报曾发布一篇《“*人嫌犯”帽20年摘不掉》的调查报道，详细阐述了张和平成为*人犯的过程。该报道中指出，在张和平案中，人证物证疑点重重，山西省人大代表也曾对此案进行监督，但张和平到底有没有犯罪，仍未见下文。

张和平对新京报记者称，早在2008年，当地司法部门曾向其支付20万元救济金，附加一份息诉罢访协议。但他记不清具体内容了，也未曾留下过原件。

张和平的申诉过程像一场“拉锯战”。

2018年，63岁的张和平逐渐感觉到力不从心，心情起伏大的时候会犯高血压，小儿子张鹏宇接过了父亲的申诉“接力棒”。由于要经常去公检法等各个司法机构，张鹏宇辞掉了司机工作，晚上在酒店接单代驾，白天就跑父亲的案子。但送出去的申诉材料都一一石沉大海。

张鹏宇称，自己曾不止一次问过父亲，人到底是不是他*的。而张和平也多次对儿子解释 “再有矛盾，我也不会对一个小娃娃下手。”

张鹏宇开始在网络上“伸冤”。“我在网络上关注了一些类似的案子，看着他们经历了一波三折，最终峰回路转，也盼着这样的事情能发生在我家。”

张鹏宇四处递交材料，希望案件能启动重审。2021年5月，据红星新闻报道，有记者曾陪同张鹏宇一齐前往太原中级人民法院申诉，中院相关负责人在诉讼大厅接待并承诺再次核实调查此事，二十天内给出答复。

虽然二十天后张鹏宇仍未得到答复或结果，但时隔16年，案件的再次曝光给了一家人新的希望，他继续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不知道跑过多次纪委监委、法院、检察院，都起不到什么作用，高院拖一段时间就推到中院，中院再把案子发回到检察院。就这样一直到了现在。”张鹏宇对新京报记者说。

在这段时间，张和平家也迎来了一拨又一拨的媒体采访，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地讲述着他的故事。

2021年12月24日，山西太原马头水村，山村里的路仍多以土路、土坡为主，荒废的窑洞长满了杂草。 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摄

被改变的一家人

张和平被羁押在看守所的日子里，妻子孟培云经历的是另一种十年。

“中午吃上两个馍馍，见天一擦黑，再赶快回家给孩子和老娘做饭。”孟培云用简单的一句话描述那十年。

她没上过学，不知道该去哪里说，更分不清检察院、中院、高院都是什么样的地方。作为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孟培云每天凌晨四五点就背着工具到果园务农，一直忙活到天黑。

张和平案是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村民的“指指点点”也改变了一家人的生活。

1988年，张和平的两个儿子在离家不到一百米的小学读书，“*人犯的儿子”逐渐代替了他们的名字。据张和平的小儿子张鹏宇回忆，兄弟二人是学校里最不讨喜的存在，被同学孤立、欺负，有时候甚至会遭到老师的冷嘲热讽。

从家到学校只有一条土路，为了不在路上遇到认识的人，张鹏宇和哥哥会绕过这条路，翻过更远的土坡上学、回家，只要走完这条路，兄弟二人就能松一口气。或许是因为独特的经历，张鹏宇兄弟二人均早早辍学。在他们的心中，本该快乐的童年生活被歧视充满，深夜里偷偷掉泪，是他们对妈妈最深刻的印象。

如今，张鹏宇和哥哥都已经成家立业，在城里安了家。但他们的孩子也面临着一样的问题。“孩子经常问起爷爷的过去，我一般也不敢轻易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探望。”张鹏宇说。

被释放后的张和平被村里人当成“不能靠近的对象”，自己的生活更是一片狼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