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时期，三公尚且可以在皇帝面前坐而论道，随着皇权的逐步集中，特别是像朱元璋这样的文字狱打击之下，臣僚的地位一降再降，已经从最初的“圣人门徒，天子诤友”，一降再降，沦为了皇帝的仆人和奴才，有明一代，当庭杖*朝廷命官的事例数不胜数，皇权也遥遥凌驾于所有人之上，任意践踏着帝国中的一切。

在明太祖朱元璋的诸子之中，最像他的无疑是第四子朱棣了。在运筹帷幄，雄才武略上，朱棣确实略不如乃父。但说到阴险刻薄、残忍无道，朱棣则更可以称得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由于是靠造反上位，朱棣在言论管控上的需求比“天生圣人”朱元璋更迫切。他亟需消灭任何关于其得位不正的质疑，要做到这一点，自然是靠手中血腥的屠刀了。

攻破南京城之后，朱棣做的第一件事，是装模作样的参谒太祖朱元璋的宗庙，以此表明自己的正统地位。但转过身去，朱熹就动手改写乃父的《太祖高皇帝实录》，此书详实记录了朱元璋身前的言行，其中多着力培育皇太孙，明确指定朱允炆为自己的接班人的内容，也不乏训斥诸王要他们忠心事上，不得忤逆之处，这对于正在寻求“正统”的朱棣来说是不可容忍的。

于是，朱棣掌权后，立即开始了对史官的血腥屠*，随后就安排自己人接手史书的修撰工作，务必充分展现朱棣“继皇考神功圣德，贻范万世”的光辉形象。

对于那些追随朱允炆，质疑自己权威的文臣，朱棣的屠刀绝不会止于史官，在朱棣的直接授意下，替建文帝朱允炆策划削藩的齐泰黄子澄在受到非人的残酷折磨后被肢解而亡，不仅其男性家人被全部处决，女性家眷则被全数送入教坊司，纵容军校肆意轮奸；和他们有婚约的家族也惨遭流放，和灭门无异。

朱棣残暴的一面，在著名的方孝孺一案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一开始，朱棣装模作样想要“策反”方孝孺，但无论软硬兼施，都对刻板遵守儒家教条的方孝孺无效。据传，方孝孺曾如此顶撞朱棣诛九族的威胁：“便诛十族，又奈何！”方孝孺也许成就了自己忠节的名声，但却害苦了也许还不想死的亲朋好友。在方孝孺一案中，前后被*有案可查的就多达847人，其中也确有方孝孺的学生和朋友。诛十族可算是“实至名归”了。

不仅如此，负责押解方孝孺的大理寺官员刘瑞王高，仅仅因为让方孝孺在树荫下休息片刻，就被朱棣下令穿鼻处决。

朱棣*人，不完全为了争夺权力，也是为了满足自身变态的心理。在处死了副都御使茅大方之后，朱棣还将其年过五旬的遗孀送入官娼为妓。不久，该妇就不胜摧残而病逝，朱棣闻讯后，竟然下了一道这样的圣旨：

着锦衣卫吩咐上元县抬去门外，着狗吃了，钦此。

礼部尚书陈迪被捕后一声不吭，朱棣甚至命人将其儿子的鼻子舌头炒熟后硬塞入口中。御史大夫景清欲为建文帝报仇刺*朱棣，不慎被发现后，朱棣下令将其本籍所在的亲朋乡邻全部诛*，美其名曰“瓜蔓抄”，即像瓜藤蔓延一样株连无辜之人。

其报复心之重，手段之残忍，已不可以常理和人性度之，可称之为手握权力之后的兽性大发。

在对朝廷显贵大开*戒的同时，朱棣并没有放松对民间言论和文化艺术的高压管控。

为了彻底巩固皇位，朱棣鼓励民间互相告发，任何持有建文帝时期的书籍，或者书中提到建文时期的人或事，或者某人曾经观看过类似的书籍，都在可以告发之列。一时间民间个个惶恐，人人自危，整个社会弥漫着令人窒息的肃*气氛。

明朝政府原本已经对民间文化做了硬性规定：

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欢乐太平不禁的，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架头杂剧...敢有收藏传诵印卖，拿送法司究治。

朱棣还嫌这样的惩罚太轻，下旨要求：

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了，敢有收藏的，全家*了。

按照此令，凡家中有不符合“名教”和“律所该载”的词曲，就要*了全家，至于什么才是律所该载，什么才算亵渎帝王圣贤，都没有确切的标准，全凭当权者的喜好来定，一如他们随意操弄小民生死一般。如此，民间仅有的一点文化残余，也被打压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