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三下乡”？

来源：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曹东勃

对于大学生下乡这一话题，有必要澄清一些误解。

一、“三下乡活动”不是“上山下乡运动”

所谓“三下乡”，是指涉及文化、科技、卫生三方面的内容“下乡”，本质上是现代化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相关知识的“下乡”。这个工作既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城乡一体化和国家内部区域间梯度发展趋势的自然产物，类似汽车下乡、家电下乡、资本下乡之类，我们不早就习以为常了吗？

“三下乡”最早的推动主体，就是共青团系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团中央首次号召全国大学生在暑期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到了1996年12月，中宣部、国家科委、农业部、文化部等十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从1997年起，“三下乡”活动开始成为多个部门协同推动的全国性活动，持续至今。

与此同时，大中专学生的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仍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它充分利用高校学生暑假较长的闲暇时段，集中性地开展送技下乡、送教下乡、送法下乡、送医下乡、送艺下乡等。而其他部门如地方科技、卫生、教育主管部门，则多倾向于选择每年年初到春节之间，开展“三下乡”的集中示范活动，兼与“送温暖”活动相叠加，发挥更好的效果.

因此，无论是团中央在暑期组织的“三下乡”社会实践，还是其他部门在年初组织的“三下乡”送温暖，都既是一种常规性的活动（至少持续20余年），也是一种限时性的活动（最多不超过一个月）。这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特定历史背景和经济社会条件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完全是两码事，没有可比性。

今天的农村依然需要青年的关注，但今天的青年也有更强的兴趣扎根中国大地做研究、做学问，到农村寻找俯拾即是的各种值得研究的问题、课题，把教室里和头脑中的设想在农村土地上开花结果。不再是农村农民单向度地有求于城市、青年，而是互相需要、互相教育、互相依赖。 “三下乡” 正是满足双方这种一拍即合需要的平台之一。

二、志愿服务，助人自助

为了更好说明问题，举几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上海财经大学的千村调查。

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上海财经大学开启了“走千村，访万户，读中国”的“千村调查”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十一年来，累计18489人次调查走访大陆地区32个省区市的10184个村庄、近13万农户。

这是一门开设在田间地头的社会实践课。农村生源的学生返回自己的家乡，打开对他们而言习以为常也因此习焉不察的乡土中国“黑匣子”；从小生活在大都市的青年人则第一次深入农村，认识真实的基层社会结构。这是任何课堂学习都无法替代的。

需要指出的是，“千村调查”还仅只是学校在“三下乡”活动之外的自选动作。深入农村绝不仅仅是青年学生的需要，学校里每年都有很多海归教师踊跃报名，争抢30个固定观察点的定点带队指导教师名额，这既是海归教师国情教育的重要场所，也是他们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平台，千村调查成为一条融国情教育、科研训练、创新实践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路径。

另一个例子是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在云南省元阳县推进的一个项目。

元阳是国家级贫困县，但这里也有闻名于世的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阿者科村地处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区内，海拔1880米，全村共64户，479人，是典型的哈尼族传统村落。阿者科同时也是第三批国家级传统村落，村落景观独特，尤其是蘑菇房较成规模。但随着现代性进入，人口外出务工，村落空心化严重，传统生产生活方式难以为继。

阿者科村内经济发展缓慢，人均年总收入仅3000元，是元阳县典型的贫困村，脱贫任务艰巨。 另一方面游客自由进出村庄，旅游接待散漫无序，村内脏乱差。

2018年1月，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团队应到元阳梯田区实地调研，专门为阿者科村单独编制《阿者科计划》。每年派一名硕士研究生常年驻村，并与当地团委干部一道，以项目制方式推动计划的执行。他们完全以一种科学研究的态度介入村庄社会治理，激活本土资源的内在活力，让农民组织起来，改善人居环境、保护传统村落、拓展旅游增收途径。

2019年3月8日的哈尼族昂玛突节，阿者科村举行了第一次旅游分红大会。已经硕博连读的驻村研究生小杨，每天在朋友圈分享他拍摄的日出日落，村里的大人孩子早就跟他打成一片，他正在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往返中勾勒自己博士论文的宏大框架。是谁帮助了谁，又是谁教育了谁？这个问题还重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