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古稀的作者景金梅仍不忘初心，在大街上参加清洁卫生的志愿者活动】

我叫景金梅，女，1944年7月生于柳林镇刘家疙瘩村，刚刚生下两天，就遇到日本鬼子扫荡，我妈抱着我在牛圈里躲藏了好几天。1945年，八路军打垮了日本鬼子和顽伪军，解放了柳林城，我们才过上安稳的日子。

我七岁时，母亲因病不幸去世。但进入新社会，*强调男女平等，提倡女孩子也要成为有文化的一代新人，因此父兄还是让我于1952年上了小学，1958年我又考入柳林中学。在校时，我们参加过大炼钢铁运动，也去过李家湾等地支过农，因此，对于吃苦，我们这代人并不畏惧。我又属于外向型性格，有着爱说、爱笑、爱唱、爱跳的乐观精神，也有着年轻人自强不息的好胜心理，在校时，曾经多次参加学校的体操运动员培训及比赛和文艺活动等。

1961年，我初中毕业后在柳林完小当代教，同年10月在离石县参加考试，被录取为公办教师，继续在柳林完小任教。1962年12月份我与爱人党泽民结婚，爱人也是柳林人，当时在县印刷厂排字车间工作。

我们这代人，生于战乱年代，长于共和国初建的和平时期，物质生活虽然艰辛，但精神世界却特别充实。家庭教育环境，是过去做牛做马变为已经做了社会主人、扬眉吐气的父兄，对共产党的一片感激之情；在社会氛围中，是共产党干部的朴实作风和真正人民公仆的诚恳态度。这些，注定了我们这一代人大多都确立了“做新时代的新青年，党叫干啥就干啥，党指向哪里就到哪里去”的理念。在党和政府的社会信用度很高，各级干部号召力很大的环境下，我们刻骨铭心的理念就是：“革命青年志在四方，祖国需要就是选择”。因此，“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这代青年的自觉意识和共同心声。

我结婚后不久，国家为了治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计划在人少地多、水土流失严重的离石县李家山村，组建李家山水保队，动员有志青年到李家山去插场。按照当时的宣传，水保队的光荣任务就是在李家山一带治山治水，防止水土流失，减少黄河流域的含沙量，改良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以改善我们黄土高坡的小生态环境。这样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自然是不少愿意献身祖国建设事业、怀揣革命理想的年轻人的刻意追求。本来，我已经成为公办教师，有了固定收入和安稳舒适的工作，不属于报名对象。但受革命激情的鼓舞，我还是响应党和祖国的号召，不顾家人的反对，义无反顾地报了名，要去李家山水保队插场。

【插场期间的景金梅，正在风华正茂时】

1963年10月2日，我们柳林镇的20名青年，在县水利局干部贾贵喜的带领下，来到了离石县招待所接受培训。并先期派了贾桂喜、张恒兴等几个身强力壮的青年去李家山找住处。几天后，同离石的30多名青年，相跟着坐车到了王家沟水保研究所，然后背着行李，步行沿途经过长大局、大局、娘娘庙等几个村庄，翻山越岭到达了李家山村。

李家山村属于离石县当时的袁家山公社（现属于田家会街道办），距县城有四五十里地，是一个人迹罕至、人烟稀少的地方。一下去了这么多人，首先遇到的自然就是住宿问题。经过先期人员的努力协调，我们只能住在老百姓原来放麦秸杆腾出的几孔破窑洞里。烂门烂窗四面透风，没有炕，没有床，只能用门板当床铺，将就着先住下。但即使是这样艰苦，大家也都毫无怨言，依然抱着极大的热情，开始了改善基本生存条件和治理荒山荒坡的战斗。

按照上级的要求，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治理黄蒿梁、道则嘴、瓦仗梁、馬鞍嘴、石灰沟等五座山和上百条沟。具体规划是：“山上栽树，山沟打坝，减少水土流失，缓解黄河灾情，成就千秋大业，造福子孙万代”。

万事开头难，在刚开始把住处安顿好后，贾贵喜，郭继龙二位领导就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每个人的特点和实际需要，逐步对大家的工作进行了分工。除赶大车的任金马；赶毛驴高明轩、梁来应；放羊的刘明奎、王春照；喂牛的侯生旺；事务长韩明树；会计员车桂英；卫生护理员车库锁以及农业技术员雒鸿瑞等特殊工种外，其余人都在第一线参加生产劳动。每人发了一把铁锹，一把十几厘米宽的撅头等，其它水桶、木框、扁担等则由集体保管，需要时领用。

我们到李家山时，已经是10月份，种植庄稼已经过了节令。因此，自然首先是改善基本的生存条件。第一项任务是修路。当时李家山到外边只有人能通行的羊肠小道。不要说发展生产，即使是生活用煤，也要先用马车拉在王家沟水保研究所，然后用人工往山上挑，沿路要经过三个村庄，才能翻到李家山村。为了打通对外通道，经过我们全体人员的努力，在不长时间内就修通了从李家山到黄蒿梁的平车道，满足了正常出行和生产生活的需要。

【当时在李家山水保队插场年龄最小的两名知青照片，骑毛驴的为冯乃大，拉毛驴的是吴银住。】

其次是打旱井。刚开始我们吃的水，都是从很远的山沟里去挑聚集下来的雨水，因为路程远，又加上翻山驾梁，男同志一天也只能担三担水，上下坡不能换肩，只能咬紧牙关朝前走。女同志就不中用了，一天连一回都担不了。因此，为了照顾女同志，队里一星期给每个女同志分一张水票，一担水可以换三张水票，一张水票只能打一壶水。就是这样辛苦担回的水，也是喝着有羊粪味儿，看似像茶叶水的雨水。因此，改变吃水现状对我们来讲也是刻不容缓。我们在修路的同时，抽出部分人开始了打旱井。打旱井时刻有塌方的危险，使我最难忘的是，当绳子往下吊的那会儿，心里呼呼跳个不停，然后鼓励自己要忍耐，要克服一切困难和艰险。井上技术员同志也在不断地鼓励和指导大家。就这样，我们大家齐心协力，轮回打井，最后陆续安全地打出了23眼旱井。

我们生活中遇到的再一个困难是做饭问题。国家给我们每人每月供应39市斤成品粮，每月在离石粮店领下粮食，再用小毛驴驮上山。品种以玉米面和高粱面为主，有少数白面以及小米等。我们都是一伙还未完全成年的年轻人，在家里虽然也帮助大人做饭，但一下要做那么多人的饭，确实不容易。刚开始大家都没有经验，轮流做，所以有时生来有时熟，馒头窝窝蒸成一大片，只能用铲子往开铲。常常是迟一顿，早一顿，不少人为此吃的得了胃口病。后来，随着经验的增多，特别是通过实践检验，固定了薛世俊、赵永忠、李兴厚、郭金生等做炊事员后，做出来的饭才像饭。

在改善基本生存条件的基础上，领导同时组织大家利用深秋到初冬的农闲时间，开始了在附近周边地刨荒地、修梯田，打塘坝，放牧等，以为第二年正常生产做准备......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长期的住宿条件，1964年一开春，我们在不误生产的同时，组织部分人开始在一个叫黄蒿梁的山头上修建宿舍。当时村里有一句谚语：“黄蒿梁、黄蒿梁，又有狐子又有狼，刮风下雨无处藏”，可见其荒凉程度。但这并没有难倒我们这伙怀揣革命理想、不畏艰难困苦的年轻人。大家依然干劲十足，热火朝天。当年中秋节，在新窑洞落成后，我们全体党团青年还在李家山聚餐，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到1965年春天，我们终于结束了麦秸窑住的日子，愉快地搬到了黄蒿梁新建起的宿舍。十几个人睡一盘炕。但由于窑洞没有干透，早晨起来，卷起铺盖底下布满了水珠，一股潮湿的味道扑面而来。到秋天雨季时更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