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业与星宿之间的联结
二十八星宿中的苍龙七宿与我国古代的农业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们依靠苍龙七宿判断节气从而采取具体的农业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心宿与角宿,二者先后担任了春耕开始的授时星宿。除此以外,苍龙七宿也是如今龙形象的起源之一,龙文化与中国龙的诞生与苍龙七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北斗七星与二十八星宿
1、北斗七星钟
中国是农耕古国,农耕需要准确地把握农时,古人经过长期对日月星辰和物候变化的观察,制定了指导农耕的“二十四节气”,成为指导农业生产的完美时间表。但在这之前相当长的时间,在农耕萌芽之初,如何掌握春季播种时间,是古人长期探索的问题,因为春耕的早晚,直接影响农作物的收成,对仰仗天地赐予食物的先民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古人最早确定作息时间是从观察北斗开始的,这与他们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密切相关。由于华夏文明发祥于北纬36度左右的黄河流域,人们观察到的北部天极要高出地平线36度,而在这一视野范围内,围绕北极星旋转的北斗七星正好显示在北方夜空。
古人发现,北斗的旋转是有规律可循的,斗柄或斗魁的不同指向,居然准确地指出四时季节的变化。先秦道家著作《鹖冠子·环流》曾指出: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北斗七星的斗柄正像一个悬挂北方星空的巨大钟表时针,不仅告知人们四季的变化,还为先民指出昼夜的时间。前者像“七星历”,后者如“七星钟”,只不过没有分针,与现代钟表旋转方向相反罢了。
“人们可以根据斗杓的指向决定初昏的时间,可以根据北斗第五星(玉衡)的位置决定夜半的时间,同时也可以根据斗勺的指向决定平旦的时间。不啻如此,凡阴阳、五行、四时、八节都要依靠北斗来决定,它已成为无所不纪的授时枢纽。”
2、二十八星宿定时
我国古代天文学家经过长期观察,把天空中位置相对不变的恒星群分成二十八组,东西南北四方各七宿,共二十八宿。即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星每日运行在二十八宿的不同位置,约二十八天走完一周,正好是农历一个月。虽然北斗七星可以标示四季,但农耕播种需要准确的时间,古人又观察到,东方七宿苍龙露出地平线的时间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如苍龙七宿中的心宿和角宿春分前后在黄昏时从东方升起,正好与农耕的时间相符,这样,二宿先后成为春耕开始的标时星象。所以,二十八宿与日月五星运行的位置配合,可以相对确定某一个节气点,因而苍龙七宿在春耕授时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标时作用,尤其是心宿和角宿尤为准确。
3、“龙”的来历
古人根据二十八宿在天空东西南北分布的图形,把它们各想象成一只动物,又叫四象,如东方苍龙七宿,像一条飞翔在天空的巨龙,角宿像龙角,亢宿像龙颈,氐宿为龙首,房宿为龙腹,心宿为龙心,尾宿和箕宿是龙尾。如果将七宿连线观看,正是汉字“龍”的写法。中华民族“龙”的形象正起源于此。如甲骨文中的龙字;金文中的龙字,都是苍龙七宿各星座勾画出来的“飞龙”形象。这在二十八星宿中是独一无二的。
模拟星象,也是汉字象形字的一个重要来源,如“斗”字,正是对北斗七星斗勺的描摹,“參”字则是白虎七宿中参宿的写照。与数千年前出现的其他“龙”的形象相比,如西水坡蚌龙,红山玉龙,“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龙的形象显得更有意义,从最逼真的形象看,龙的角、首、身、尾俱全,尾上扬,无鬃无足”。在遥远的太空,苍龙七宿构成了一条完美的巨龙形象,数千年来,从直接的农耕授时到人们的精神信仰,龙星影响着华夏先民的生产生活,更造就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性格与思维特征。
(二)观象授时———龙星的位置决定春耕的时节
“心宿”出现,春耕开始。
最早作为春耕授时星象的是苍龙七宿中位于龙心位置的心宿,心宿由三颗星组成,故名三星。《诗·唐风·绸缪》:“三星在天。”朱《传》:“三星,心也,在天昏始见于东方,建辰之月也。”刘瑾曰:“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故因谓之三星,然凡三星者,非止心之一宿,而知此诗为指心宿者,盖春秋之初,辰月末,日在毕,昏时,日沦地之酉位,而心宿始见于地之东方,此诗,男女既过仲春之月而得成婚,故适见心宿也。”
心宿二,即三星中间的那颗,亦名天王或大火,西文Antares,属于天蝎座中的α星,一等星,色赤,是天空的第十五颗亮星,亮度为太阳的6000倍。因为又红又亮,形同火焰,古人形象地称之为大火星,《诗·豳风·七月》:“七月流火。”即指此星。
远古之时,心宿二昏见于东方的时候正值春耕的开始,古人以此时为岁首,所以,有的学者把这种以大火星为授时星象的最早的自然历称作“火历”。“火历”不以冬至的建子(周代)或雨水的建寅(夏代)为岁首,而是以大火星(心宿二)昏见为一个新的农事周期的开始。对于农民来说,大火星昏见时的重要工作就是“出火”,也就是烧荒种田,把上一年田地里遗留的农作物秸秆或杂草焚烧后开始新的春耕。《周礼·夏官》:“季春出火,民咸从之。”《礼记·郊特牲》:“季春出火,为焚也。”可以看出,“出火”包含两层意思:大火出现,人们要准备春耕了;同时,农民利用大火星出现之际烧火焚田。这种焚荒肥田以利春耕的习俗,后来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未必在华夏大地每个农耕区推行,但作为一种农耕礼仪活动,却一直保留在农事祭祀中。古*载的“社田”,也就是祭社时的田猎风俗,就是这种活动的变异。《礼记·郊特牲》:“唯为社田,国人毕作。”只有在社田祭祀时,人们才全体出动,可想而知,其礼仪的隆重程度。直到今天,西南地区一些民族的火把节和篝火节,都可以看作是“出火”这一习俗的遗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