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装书的出现，带来了书籍文字承载量的巨大革新

古时候的书籍曾以简牍、卷轴、经折、蝶式、包背、线装等装帧方式呈现，明清时期的线装方法真正奠定了今日书籍的样式。除了装帧方式，古代书籍用语也有着“诗、词、歌、赋”及文言文的不同表现方法，同样的内容、不同文学形式的表述也会带来不同的文字数量。基于这样的状况，“惜字如金”在过去的文学表现形式上也会有着更为贴切的使用环境，比如一首五言绝句，当中的每个字眼都需“字字斟酌、珍如金子“。

在这样的情形下，再勤劳、再伟大的诗人终其一生也是积累不了多少作品字数的，这时候的”等身“概念、就唯有更多地基于文学角度而言了。

司马迁终其一生写出的五十二万字《史记》是否算“等身”？

我国古人写诗作文的形式一直相对固定，言简意赅是长期以来的表现共性。唐末宋初时曾出现过一种三眼装订的早期线装书方式，多用作唐代初兴起的古典小说载体。不过，唐代时的小说尚入不了大雅之堂、线装书一直缺乏广泛的阅读使用，它很快就被宋元时期更科学、更美观的“蝴蝶装、包背装”替代了。

书籍的装帧方式跟文章字数有着巨大的相互促进关系，易于翻阅的书籍也更利于长篇著作的诞生及刊载；宋元时期小说、戏剧等多种文学体裁的盛行，又反过来催生出了“四眼装订”的明代线装书。明代的这种线装方式跟当代已经无异，它承载着大量明代古典小说、再一次将文人们的“著作等身”推向了现实。类似《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书籍，在非线装书载体上是难以普及的，有谁愿意在折叠式的书卷上翻看如此巨量的文字呀！

计算一下，850万字的如此书籍垒叠起来后得有多高？

《三国演义》里的文言文已颇为浅近、初步具备了近代白话文的影子，其“代价”就是文字使用数量的大幅增加。不过在明朝时候，这样的“代价”早已被成熟的印刷技术、更先进的书籍装帧方式所抵消，因而象罗贯中、施耐庵这样的小说家就更易于抵近真正的“著作等身”——虽然在作品的垒叠高度上尚有些差距，但有谁会去认真细究呢？

近代“新文化运动”是古文言文与当代白话文间的分水岭，其推动者梁启超也以850万字的着作(《饮冰室合集》)真正奠定了自己的“著作等身”。以从前的书籍排版及装订方式看，老舍、梁启超所著的800万字书籍垒后能“等身”是无疑的，更何况，2014年新修订后的《梁启超全集》字数已达1500万之巨，即便在当代的书籍排版方式下，这些书也是接近“等身”的了！

老舍、梁启超的文章作品均具备了学术价值、书籍垒叠上的双重高度，可以说，他们都是我国名副其实的“著作等身”第一人。

1500万字著作的梁启超，堪称历史上“著作等身”的第一人

梁启超的1500万字巨著是什么概念？这相当于他在36年(20岁起)写作生涯中每年都得写40万字，且数十年风雨无改、字字珠玑。成就虽如此巨大，不过梁启超却在评价陈寅恪时如此说：“我虽著作等身，却不如他寥寥数百字”，如此胸怀及谦逊程度堪为世人所感叹！

新时代下网络文学方兴未艾，能写出数百万字“等身著作”的人已不在少数，不过对于何为“著作”、则需要衡量一下这些作品的自身文学价值了：你的这些文字、跟古人们、梁启超们的数千、数万、数百万、过千万字相比又如何？谁的文字价值更大？

也许，当代的部分文章作品是在“一字一元”的诱惑下写成的，对于文字工作者而言，这确实已是巨大的诱惑，更多文学创作者们的作品则很可能一个字都值不了一毛钱。诚然，文字的价值是无法如此来“明码标价”的，但脱离了这样的一块一毛，人们的文字价值还能如何体现？束之高阁的话，很可能整本书都一文不值；若要推向市场，则唯有去接受各种明码标价。这也是文字价值的多元化发展所带来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