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杭州良渚遗址管委会开始重视把考古研究结论入编《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工作。2011年之前，杭州良渚遗址管委会副主任吴立炜等同志一直在为良渚遗址进入《中国历史》教科而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只争取到在有关章节中提到“良渚玉琮”而已。

2012年2月，我一调到杭州良渚遗址管委会工作，吴立炜同志就建议我参与到这件事中来。我也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也很有意义，于是，从那时开始，直到2019年良渚遗址以整整一页的篇幅进入国家统编《中国历史》教科书，整整8年时间，我全程参与了其中。

后来，吴立炜同志调到其他单位工作了，我就从他手里全盘接上了这个活儿。开始，没有任何进展，也找不到好的路径，只是“瞎忙乎”。后来，我的同事、良渚遗址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谢国旗告诉我：“原杭州大学有位余式厚老教授，他有个学生张廷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当总编助理，具体分管国家统编《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修编工作”。听到这个消息，我真是开心极了。因为，我在杭州大学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时，余式厚教授是教我们《形式逻辑》的老师。

很快，我就把余老师请到了我的办公室。余老师一进门，我直截了当说明了原委，强烈要求余老师“帮学生一把”。余老师是个热心人，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当即表示“一定尽全力支持”。隔了几天，我就迫不及待地与余老师、谢国旗等人飞赴北京。说实话，如果不是这件事特别重要，我是不甘心劳驾80多岁的余老师辛辛苦苦飞北京的。一下飞机，我们就马不停蹄，直奔人民教育出版社，先后拜访了余老师的学生——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助理张廷凯、《中国历史》教材主编瞿林东、副主编叶小兵、编辑室主任余桂元等相关同志。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给他们讲述良渚遗址的重要性，恳求他们把良渚遗址写进国家统编《中国历史》教科书。

刚开始，他们对良渚遗址并不了解，听了我们的介绍后，他们终于答应“先去良渚遗址看了再说”。

过了不久，应良渚遗址管委会邀请，瞿林东主编、叶小兵副主编、余式厚教授等来良渚调研，他们仔仔细细参观了良渚博物院，实地看了良渚遗址，并听取了良渚遗址管委会的有关情况介绍。应该说，这次专题调研，彻底改变了国家统编历史教材编写组对良渚遗址价值的认识。“太伟大了，太震撼了。良渚遗址确确实实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确确实实应该写进中国历史教科书”，瞿林东主编说。

回到北京后，瞿林东主编很快就召集有关专家进行讨论。由于当时参与历史教材审定的史学专家中没有一个是搞考古的，所以，他们不了解还有良渚遗址这样重大价值的考古发现。加上长期以来，史学界普遍认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原是中华文明的唯一起源地”，因此，要把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作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源头写进历史，他们这些老先生感情上一时也接受不了。于是，我和同事们多次赴京“据理力争”。在此后的多年时间里，我们先后去了教育部教材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走访了张忠培（中国考古学会原会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严文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终身教授）、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赵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资深教授）、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等知名考古学家，苦口婆心地讲述理由，极力争取他们的学术支持。在这个艰难过程中，接近九十高龄的余式厚教授，数十多次北京杭州来回飞，每一次都不落下，每一次都是匆匆忙忙飞过去，办好事情匆匆忙忙飞回杭州。我真的为余老先生的家国情怀所感动。

2016年6月13日，**对良渚遗址的保护和申遗工作作出了长篇批示，我们如获至宝。7月，我和有关同事再次飞北京，向教育部教材局、国家统编《中国历史》编写组的领导和专家们做了专题汇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的重要批示，不仅为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指明了方向，也为我们争取良渚遗址写进历史教科书提供了重要遵循。整个过程中，教育部教材局郑富芝局长（现教育部副部长）、教材处李斌处长都给予了很大支持。

不久，我就接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余桂元主任的通知，要求我主笔起草《良渚古城遗址》课文，准备编入国家统编《中国历史》教科书。当时，我既感动开心，又觉得难以担此重任，进行了再三的推脱。但是，余桂元主任坚持由我来写，“毕竟，你对良渚遗址的了解要比北京的同志更深入、更到位一些”。就这样，我接下了这件“意义重大，困难巨大”的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