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开始，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工作进入了快车道。组织上让我分管“申遗处”工作，申遗工作任务非常繁重，压得我和同事们喘不过气来。但我觉得，“把良渚文化写进国家统编《中国历史》教科书”这件事的意义，并不亚于申遗成功。因此，无论申遗工作多么紧张繁忙，我仍然一刻也不放下教科书文章的写作和讨教工作。一边忙于完成领导交办的申遗工作任务，一边全身心投入教科书《良渚古城遗址》的写作，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候躺在床上想起了某个细节，总是睡不着，禁不住爬起来打电话问专家学者。

文章初稿写好后，我开始多方征求意见。先后请教了我的同事蒋卫东先生（他是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的专家型干部）、良渚古城发现者刘斌先生、良渚水利系统发现者王宁远先生、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陈明辉先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先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院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赵辉先生、时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孙庆伟先生，还上门请教了知名考古学家张忠培、严文明先生，在这些权威专家的指导下，我多次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打磨”，终于完成了起草工作，将稿子发给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余桂元主任。我们还一起讨论了配图的策划设计，准备用良渚遗址区划图做底图，配上了玉琮、玉壁、玉钺这三件良渚文化的代表性玉器。

没过多久，余主任把送审稿发给了我，竟然一字未改，我看了欣喜若狂。

教材编印出来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初看教材，我很开心，因为教材将数百万年的历史长河浓缩成99页，良渚遗址竟然占了整整一页，但是细看后我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编辑修改时，听了部分史学家的建议，在良渚遗址“实证了距今5300-4300年间的良渚社会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文明阶段”这句话前加上了“有学者认为”五个字。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有学者认为”的言外之意是“还有其他学者不认为”。于是，我立即飞往北京，跟有关人员进行了激烈争论。本来，全国1400万册课本已经印刷好了，但由于我们坚持不肯，这事就暂时搁浅了。当时，我跟他们争取的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坚持良渚古城遗址的所在地表述为“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因为，将杭州、余杭的地名永久载入教科书，有利于杭州、余杭知名度美誉度的提升。最后教材局领导和编委会同意了我们的请求，首次把“杭州市余杭区”这六个字写进了教材。

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第四十三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第二天上午，我和团友准备从阿塞拜疆机场出关。正走到阿塞拜疆海关门口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了来自北京的越洋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教育部教材司教材处李斌处长兴奋地跟我说，“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良渚古城遗址的申遗成功标志着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价值被国际公认，所以，'有学者认为'几个字被删除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百感交集，禁不住流下了激动、幸福的眼泪。我抓住机会跟李处长说，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标志着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被世界广泛认可，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建议把申遗成功的历史事件也记录在教科书里。后来，教育部果真采纳了我的建议，在教科书里补上了“2019年7月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3届会议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以下是国家统编《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教科书第13页全文：

良渚古城遗址

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良渚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1936年首次发现。迄今为止，良渚遗址发现的遗存非常丰富。这里的巨型城址，面积达6.3平方千米。为了运输造城的物资和防止城墙被洪水冲毁，良渚先民在城址以北的丘陵地带，修建了延绵20多千米的外围水利系统，其影响面积达100平方千米，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最早的拦洪大坝。城的中部，有一个人工堆筑、总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高台。古城、水坝和高台上多处高等级建筑，见证了当时该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统治者的组织能力。城内外还发现了瑶山祭坛、反山王陵，出土了数千件精美的玉器，包括举行祭祀用的玉琮、玉璧和象征军事指挥权的玉钺。这些贵族墓葬和其他随葬品较少的普通墓葬相比，说明了当时的社会阶级分化已经相当明显，实证了距今5300-4300年间的良渚社会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文明阶段。

2019年7月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3届会议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作者：陈寿田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

编辑：刘海波 付鑫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