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排左起：林云普，宋曼萍，黄江华前排左起：高娟英，徐文仙

回 家
作者：林云普

大概是从我下乡的第三个年头起，大学开始招生，企业开始招工。村里的下乡青年、回乡青年有的被招生上了大学，有的进城当上了吃商品粮的国家职工。尽管名额很少，但这已足以动摇绝大部分知青“扎根边疆，干一辈子革命”的信心。

与此同时，上海针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政策也悄悄开始松动。有病的可以办病退；老人身边无子女的允许一个子女回家；父母退休可以顶替工作；主动报名支援三线建设或者到上海郊区新建企业工作的职工，作为放弃上海市户口的代偿，允许一名下乡的子女招工同往。

政策一松动，家长们便开动脑筋，使尽千方百计把子女往南方挪动。符合政策的自不必说，用上海话讲叫“硬档”，不符合政策的则另辟蹊径。“路道”粗的托亲戚朋友把孩子调回南方某城落脚谋生，“路道”差一些的把孩子调回老家农村，希冀得到亲眷的照应。实在不行的，就在南方某地托人找个对象，把孩子嫁过去。总之，只想让子女不再在遥远的边疆“面朝土地背朝天”，只想子女离上海近一点，再近一点……

看着一起下乡的同学一个一个悄悄地离开，心里长草自不必说，夜半醒来满脑子胡思乱想。咱一不符合接班顶替政策，因为早在我下乡前父母就已退休；二不符合身边无子女条件，爹妈有姐照顾；三不符合病退，本人体格“杠杠”的，一般小病小灾撂不倒，还在女社员中评得大寨式工分最高分——八分，诸如铲地、割地的这些大田活计不输给男人；四不符合当兵条件，咱近视眼，再说，部队也没到俺们队上来招兵；五轮不到招工，在我离开农村之前，还没有上海知青被招工；六没有投亲门路，祖辈生活在苏州城里，没有乡下亲戚……想啊想，想到鸡鸣五更心烦意乱，就开始羡慕嫉妒恨。羡慕人家爹妈有本事，羡慕人家的父母年轻，怨恨自己“生不逢时”，甚至希望自己能得点什么病。越想越绝望，于是和小高同学相约，如果离不开农村，那咱也绝不在当地结婚嫁人。假如同学们都走光了，知青点撤了，我们就自己盖一座小土房，在那里相互照顾了此一生。

现在想起当时那绝望中的梦想不禁觉得好笑。其实，过着集体生活的知青，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我们不懂春耕、夏锄、秋收、冬藏的农活，没有东北农家扒炕、抹墙、挖窖、储菜等基本生活技能。两个女孩想要在那苦寒之地独立生活，简直是痴人说梦！说来也怪，在离开农村很多年以后，当时臆想中的那个小土房却常常会出现在我的梦里。

一个人的旅程

1972年末，大多数同学都回上海探亲了。我因为要给社员分红，再加上组织上要发展我入党，为接受考验，我留在了青年点。春节将临，家里突然来电报称“父亲病危”。亲情大于一切，于是我舍弃“进步”，踏上了回家路。

先坐马车到松树沟，再搭西岗子开过来的客车到黑河。老队长蒋维新为了让我尽快坐上火车，打电话给在黑河一粮店工作的亲戚，安排我在她家落脚，并托她给我找车去北安。晚饭，大婶给我烙了饼，还有炒土豆丝。夜里，我睡在她闺女的房间里。半夜，大婶叫醒了睡梦中的我，把我送上了一辆到北安拉货的卡车。

雪夜，提心吊胆地坐在颠簸的驾驶室里。不知司机何人，不敢搭话，人家问一句我答一句。司机觉得没趣，于是不再作声。半路，又有人送上来一个操着山东口音的男孩，司机让男孩坐在中间。男孩上来，驾驶室里多了个人，但大家还是没话。司机默默地开着车。那个山东男孩上来后，我的紧张心情似乎放松了些。车窗外，天空黑漆漆，大地白茫茫，分不清哪是道路哪是大地，车顺着车辙往前开。耳边只有轰鸣的马达声和汽车轮子碾压雪地的嘎嘎声。途中不知是何地，距公路不远的一处房子着火了，熊熊的大火映红了天空，映红了雪地……

第二天清早，车到达北安的一个货运处。我背着行李跳出驾驶室，着忙中把水壶拉在了车上，师傅拎起水壶带把水壶扔到了我脚下，我弯腰捡起水壶，谢过师傅，奔向火车站。那个山东男孩跟着我到售票处排队买票，我对男孩说：“你看行李，我去买票？”男孩摇头。我又说：“那我把钱给你，你去买票，我看行李？”男孩还是摇头。嗨！都说我有戒心，那男孩的戒心比我还强！我心想，你那破行李白给我都不要！有啥好防的？不过，俗话说“跑腿子行李，大姑娘腰——碰不得”。算了，也许人家的行李里装着钱呢。那就背着行李一起排队吧。当天我们上了火车，六七个小时后到达哈尔滨。那男孩还是不说话，于是大家各走各的。晚上，哈尔滨火车站候车室早就没有空座，我蜷缩着坐在行李上过夜，瞌睡中的大脑不断被睡熟得东倒西歪的身体惊醒。第二天凌晨排队签58次直快，座票已经没有只有站票，票价一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