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宋晨希
根据1986年9月9日制定的《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简称《伯尔尼公约》）
，在作者去世50年后，作者作品的著作权将不再受到保护，变成公版书。1990年，我国颁布了《著作权法》，遵循了《伯尔尼公约》的原则，规定著作权保护期限是作者终生加死后五十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
因不需要购买版权、支付作者稿费等，公版书一直是很多出版社着重发力的领域。尤其是近些年来，一些史学、哲学名家的经典作者，也走入了公版领域。学术书的出版往往门槛较高，编辑也需要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然而，当著作进入公版，难免会出现泥沙俱下的情况。
尤其是有些作者生前对出版物的样式、体例等做了要求，在成为公版书之后，是否还需要遵守，更是成为了一个伦理问题。
为此，我们选取了四位进入公版领域、最受人关注的作者陈寅恪、吴晗、范文澜和雅斯贝尔斯，盘点他们著作的不同版本，希冀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借鉴。
陈寅恪
陈寅恪，摄于1957年。
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腾飞，文化方面，中国人逐渐从80年代的“否定传统”转向了“肯定传统”。季羡林等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观点的出现，让第一次“国学热“开始在大陆悄然兴起。
陈寅恪、钱锺书、王国维、钱穆、熊十力、牟宗三等人成为了其中典型的代表。在这其中，陈寅恪的影响力最大，几乎到了全民皆知的地步。不过，颇有些吊诡的是，人们并不关心陈寅恪对唐初“关陇集团”的研究，也没有几个人能读完他借明末歌妓柳如是来抒发自我感受的《柳如是别传》。人们更愿意讨论的是他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敬佩他一直以“文化托命之人”自诩以及他晚年的铮铮傲骨。
1995年，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
（三联书店1996年初版，2013年修订再版）
出版将“陈寅恪热”推向了高潮
（当时共再版6次，印数多达八九万册）
。6年后，经历8年编辑的十三卷本《陈寅恪集》正式由三联书店出版，算是为“陈寅恪热”再添了一把柴火。此时，距离首次出版《陈寅恪集》已经过了21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寅恪文集》
《陈寅恪文集》，
作者: 陈寅恪，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11月。
在陈寅恪生前，他的著作主要出版过三本，分别为：《唐代政治史论述稿》
（1943年，商务印书馆；1956，三联书店）
、《元白诗笺证稿》
（1950年，岭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室刊本；1955年，文学古籍版；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铅印本）
和《隋唐制度渊源论稿》
（1944年，商务印书馆；1954年、1964年中华书局版）
。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华书局总公司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
都曾积极联系陈寅恪本人，打算出版《金明馆丛稿》、《论<再生缘>》和《钱柳因缘诗释证稿》
（即后来的《柳如是别传》）
，然因种种原因并未出版，遂使陈寅恪留下“盖棺有期，出版无日”的感叹。
70年代末，随着社会秩序重回正轨，成立不久的上海古籍出版社
（以下简称“上古”）
决定出版《陈寅恪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领导邀请陈寅恪的弟子，曾多次建议出版陈寅恪著作的蒋天枢负责整理、校勘。1982年2月，《陈寅恪文集》全套7种9册并附录1册
（《陈寅恪编年事辑》）
正式推出。
这套书应该是当时所能见到的全部陈寅恪文字。不过，这套书里某些地方，也曾引起了争议，比如收录于《金明馆丛稿初编》的《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开头，曾有一段陈寅恪记录与周一良探讨学问的回忆，肯定了周一良对南朝政府对待不同人政策的研究。
到了“上古”版本中，或许因为蒋天枢认为周一良“曲学阿世”，这一段被全部删去。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也将周一良悉数改为“周某某”
（只有一处未改）
。
总之，“上古”的这套《陈寅恪集》不论是排版，还是编校质量的程度都非常之高，蒋天枢为此几乎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将自己的晚年悉数贡献了出来。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书的好几种封面文字都是由陈寅恪夫人唐筼题写，《寒柳堂集》封面文字则由钱锺书提写。
后来，“上古“又于接连出版了《唐代政治史论述稿》
（手稿本，1988年）
，《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
（1989年）
和《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
（1992年）
。
三联书店《陈寅恪集》
《陈寅恪集》，作者: 陈寅恪，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9月。
2001年，编校了近十年的新版《陈寅恪集》于三联书店正式出版。
根据该书“陈寅恪集后记”所说，这套书“是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刊印之陈寅恪文集基础上进行的，增加了陈寅恪诗集
（附唐筼诗存）
、书信集，读书札记一集、二集、三集，并讲义及杂稿“等。
责任编辑之一孙晓林说，这套书吸收了“近二十年间海内外学术界关于陈寅恪研究所取得的新成果”，如“辑佚”、订误”、“增补”和“附图”。仅《柳如是别传》就订正了一百多处错误，附图方面页选配了一百四十余幅图片，搜集了陈寅恪从青年时代到晚年生活照片，以及“文稿、尺牍手迹、诗作、眉批”等等。
可以说，三联版与上古版比较，不论是图书装帧、封面设计、印刷还是编校质量，都要比上古版更进一步，同时也将上古版隐去的周一良姓名等地方做了还原。
但这一套文集中的一些问题，仍旧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如陈福康曾发表《谈新版<柳如是别传>的校订质量》一文，举出“错字”“漏字或误写”“格式、体例错误”“标点”等错误几十处。后来，孙晓林也做了回应，并附上了订正情况。
正如刘后滨、张耐冬在《陈寅恪的士大夫情结与学术取向》中认为，“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实在是难免一点都不出错”。我觉得，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也没必要锱铢必较于过多的细枝末节，以此否定编者的功劳。
我认为，反倒是三联书店如果能在改集书后附录校勘记，提出校改内容以及理由后，似乎就可以让每个读者去评判校改处是否有问题。
不管怎么说，三联版《陈寅恪集》仍旧是最为重要的，不论对陈寅恪研究还是对中国史研究方面，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单行本及其新版本问题
除了文集之外，陈寅恪的著作也曾出过几个新的单行本。如《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寅恪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唐振常导读）
，《隋唐制度渊源论稿》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
《隋唐制度渊源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三联书店2004年，商务印书馆2011年）
，《中西学术名篇精读·陈寅恪卷》
（中西书局2014年，蔡鸿生、荣新江、孟宪实读解）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陶渊明批评》
（陈寅恪、萧望卿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此版根据民国版进行影印）
等。这些单行本因定价相对便宜，对那些非专业读者，以及学生阅读陈寅恪代表作，起到了普及作用。
从2019年年底开始，随着陈寅恪著作进入公版，“上古”又再版了《陈寅恪文集》
（纪念版）
，并做了适当的修订和增补。此外，今年年初，译林出版社首次出版简体字《陈寅恪合集》，此事引起了一番讨论。根据陈寅恪生前的遗言，他曾要求著作“必须用繁体字直排出版，否则宁可埋入地下”。
这次简体字版争论的背后，其实牵涉的是职业伦理问题，究竟应不应该尊重作者的遗言。时代在发展，现如今能读繁体字者日渐减少，作者已仙逝，我们既不能贸然肯定作者如果活在今朝，会有想法的改变，也无法不遵遗言擅自做主
（可想而知，未来钱穆的《国史大纲》、钱锺书的《管锥编》、《谈艺录》若过了版权期，也将迎来同样问题）
。
但我觉得，出版简体字并非坏事。在商业社会中，文化普及程度有时并不因书籍质量是否高超来判定，而是更借重于宣传手段，读者接受程度
（如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已有出版社改写为白话文，赢得了诸多读者）
。
我觉得是否出简体版，一方面是否应考虑获得作者后人的首肯；另一方面，繁体改简体，编辑的水平是否过关
（毕竟繁体字和简体字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同，如“着”和“著”、“沈”和“沉”在繁体中均为一字，且还混杂异体字）
，否则简体字版若错误连篇，那是会误导更多的人。
（说明：因“上古”新版和译林版笔者并未看到，因此在这里不做妄评。）
吴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