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葆元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前身是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创立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1948年三店合并,正式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1年并入人民出版社,1986年恢复独立建制,2002年加入中国出版集团。在不同的时期,三联书店都投身时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家历史悠久的出版社,以优良的历史传统、强烈的社会关怀和浓厚的人文精神,走过了九十年的风雨历程。

从1932年7月的上海到2022年9月的北京,三联书店走过九十年风华之路。书店何以冠名“三联”?谓生活,读书,新知。这是三个独立的出版与发行机构,1932年生活书店由邹韬奋、胡愈之、徐伯昕共同创立；1935年,钱俊瑞、徐雪寒、华应申等创办了新知书店；1936年,李公朴、艾思奇、黄洛峰等创办了读书出版社。这三者整合到一起,谓之“三联”。

1932年的上海烽火漫天,先是东北三省沦陷,只过了几天,日本帝国主义就把炮口对准上海滩,中国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上海人民投入到一场反侵略的斗争中。中国人民急需一场命运的救赎,也急需一场文化的救赎。就在这一年,由《生活周刊》的创办人邹韬奋发起,联合胡愈之、徐伯昕共同举起一面新知识的大旗,这面旗帜就是三联书店。它告诉世人,要获得好的生活,要从读书中获取好的生活,好的生活的本质就是新知。

三联书店一问世就不同凡响,推出了一个店徽。现在我们购得三联出版的每本图书上都有这个店徽,最初的创意是从1936年苏联的一幅木刻移植过来的,那是一位筑路工人挥镐的形象,寓意着铺下知识的路。图案使用到1948年,为了迎接全国解放,三联出版管理处迁址北京,店徽的寓意进一步提升,改为三个劳动者挥镐荷锄,共同开垦知识的田园。三联人认定一个道理:知识改变命运。多少年来,徽记上那三个人一直重复着挥镐荷锄的动作,以此告诉读者,那是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

邹韬奋和他主编的《生活周刊》是三联书店的支柱。1926年10月他接任这个刊物时就把办刊服务于社会、引导于社会作为方向,他提出的宗旨是“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三联书店的服务精神贯穿90年,从1930年起邹韬奋就成立了“书报代办部”,代办点在上海有五六十个,后来他把代办点扩展到广州、香港等地,其实就是他的分销店,现在三联书店的分店则遍及全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他立刻在《生活周刊》上报道了这个消息,引起全民族的警觉和愤怒。他以笔做投枪,撕下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那张伪善的皮,他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妥协,声援各地民众的爱国行动。当淞沪抗战打响,又积极为十九路军筹措资金,奔走捐款,号召全民族抗日救国,发出了一个时代正义的呼号,《生活周刊》成为民族救亡的号角。

1933年1月,邹韬奋义无反顾地加入由宋庆龄、蔡元培、鲁迅发起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全身心地投入国家民族斗争的洪流中。他把《生活周刊》办成了一个凝聚民族意志的阵地,他自己也成为一个奋不顾身的文化战士。这时国民党的迫害接踵而至,他被列入暗*的黑名单。危急关头他选择出国避难,开始了在欧洲的流亡生活,先后去过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苏联,最后到美国。他的流亡同时也是对欧洲文化的考察,为三联书店以后的出版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欧洲思想空前活跃,在庞杂的思想中他找到马克思主义,从而将自己的观念和立场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上来。随着他的出走,1933年年底,《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查封。

1935年8月邹韬奋由美国回国参加抗日斗争,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杂志,著文痛斥国民党的卖国行径,支持北京“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赞誉这场学生运动“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呼吁“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拥护学生救亡运动,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正义的呼声再度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恐慌,他们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手对邹韬奋无情打压恐吓,另一手是拉拢收买。当时《大众生活》发行20万份,比《生活周刊》发行量还大,邹韬奋不为所动,矢志不渝地站立在文化斗争的最前线。

1936年2月《大众生活》再遭国民党政府查封,邹韬奋又一次出走避居香港。他是纯粹的文化战士,一息尚存,便奔走呼号,避居香港的日子里又创办了《生活日报》,在发刊词中明确宣告:“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最迫切的要求”。这份报纸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由于报纸影响力受到地域限制,两个月后他不惧风险,将《生活日报》迁回上海,又在国民党政府眼皮子底下战斗了。邹韬奋创办的刊物或报纸,都冠以“生活”二字,从这些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生活”的理解,什么是生活?把苦难深重的民族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给予人民大众以民主自由,建立一个人民做主的新中国就是他认为的“生活”。然而,国民党政府紧紧地盯着他,搬迁回上海的《生活日报》未能如期复刊。他因困生智,将该报的副刊复刊,并更名为《生活星期刊》。还是讲“生活”,这不是风花雪夜、秉杯沉醉的生活,而是抗日爱国的新生活。

国民党政府无法忍受来自他的揭露,终于下了狠手,1936年11月22日,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他和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等七位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制造了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所有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警告都变成现实。中国人民认清了世界,也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投降主义嘴脸,在全国人民声势浩大的抗议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在7月31日释放了邹韬奋等七君子。刚出狱的他来不及抖落身上的蒙尘,就在上海创办了《抗日》三日刊,以及数个画刊、报刊,成为国统区最响亮的抗战声音。这年12月他去了武汉,在八路军办事处受到*的接见,那是他人生一次巨大的顿悟,在欧洲流亡形成的对世界潮流的认识,在国统区屡呼屡禁的苦闷,在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面前都找到了答案。共产党人安排他赴东江、苏北考察抗日根据地,访问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学校教育和共产党的基层政府,见到了从没有见到的景象,这是他梦想中的民主政治,没想到在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里变成现实,他说,“过去十年来从事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

1942年他二次奔赴广东游击区,以后又辗转来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在奔波中罹患耳癌,被迫转到上海医治,然而他的生命已走到尽头,弥留之际口授遗嘱,“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他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新中国成立后三联书店并入人民出版社,依然保留着“三联出版”的名义。1986年恢复独立建制,2002年并入中国出版集团。

书店1986年恢复建制时走来一位新的总经理,他叫范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范用十五岁,从老家镇江去投奔武汉的舅舅,三个月后,舅舅去世,他成为流浪儿流浪街头。武汉读书生活出版社收留了他,从此成为一名实习生,开始从事出版工作。1939年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委派下辗转桂林、重庆、上海多地,在印刷出版战线从事文化的对敌斗争,解放后调入中宣部出版委员会任职,当三联书店恢复建制,他出任总经理是不二的人选。

范用果然不辱使命,他以韬奋精神追求出版的真谛,在拨乱反正初期即出版了巴金的《随想录》、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和《傅雷家书》。三部书各有艺术特色,又有共同之处,就是“讲真话”。讲真话的书冲破了说大话、说套话、说假话的思想藩篱,使社会思维回到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也使我们的生活回归到“生活”的本真。今年,在“三联书店”店庆九十周年之际,位于北京美术馆东街的店堂内展出了这三部书和部分手稿及编辑手记、编辑与作者的书信往来,我们看到了文化思想战线思想解放的缩影。

出版人是一个纽带,串起文化人的心灵,打造了不同时代的文化家园。三联书店的旗下也汇聚着一群文化精英。文化是在传统与新知的互相促进下进步的,作者、出版者、读者从来是进步路上的同道人,构成每一个时代的生活。三联书店从建店至今,出版了数十万种图书,有的图书一版再版,翻印了数百万册,哺育了一代代读者,为社会进步打造了一个个知识的阶梯。看看那些作者,既有中国现代文化的启蒙者,也有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开拓者,黄仁宇、钱穆、李泽厚、杨绛、陈贻焮、苏秉琦等学者大家,他们不仅为出版提供书稿,也关心着出版事业的发展,无论国难当头时期,还是改革前行的探索期,都以自己的著作、以学者的睿智为出版事业指引着发展方向。1986年书店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更是集中了世界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化学人,完成了一次多元文化的交融。

盘点三联书店九十年著名的出版书目,品种繁多,仅我的藏书中就有黄炎培著《中华复兴十讲》、胡绳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张有渔著《中国宪政论》、艾思奇著《大众哲学》等国内学者的名著。也有(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著《生活与美学》、(俄)普列汉诺夫著《艺术与社会生活》、(德)梅林著《马克思传》,还有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陈贻焮的《杜甫评传》、李泽厚的美学著作、杨绛的《我们仨》系列散文等三联版图书。这些书影响了我的人生走向,相信也影响着一代代读者的成长。三联书店六字箴言中的“读书”让我们学会生活,走进新知,走进不同时代,走出一个睿智刚强的自我,凡是着意于人生自我塑造的人,修炼的途径就是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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