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超像（公元32年～102年）
班超到了于阗国。当时，于阗王广德刚刚攻破莎车国，在天山南道称雄，北匈奴派使者驻在于阗，掌控实权。班超断然采取措施*死了挑拨离间的于阗巫师，并将其首级送还于阗王，陈说利害。于阗王听说过班超在鄯善国诛*匈奴使者的壮举，大为惶恐，当即下令*死北匈奴使者，重新归附汉廷。此后，西域各国全都派出王子到洛阳做人质，西域与汉王朝中断了65年的关系，至此得以恢复。
当时匈奴人扶立的龟兹国王仗势攻破疏勒国，*死国王，另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永平十七年（74年）春，班超又进兵疏勒，俘获兜题，来到架橐城，另立已故疏勒王的侄儿忠当国王，疏勒平定。此后，班超还相继平定了尉头国（今新疆阿合奇），率疏勒、康居、于窴、拘弥兵一万人攻破姑墨国，“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唯焉耆、龟兹独未服从”。
建初五年（80年），班超上书给汉章帝，分析西域各国形势及自己的处境，提出了要趁机平定西域各国的主张，他慷慨而言自己虽出身“卒伍小吏，实愿从谷吉效命绝域，庶几张骞弃身旷野”，像张骞那样立功。并提出了“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的主张，得到了章帝的采纳，并派兵援助。
元和四年（87年），班超调发于阗等国士兵二万多人，再攻莎车。龟兹王发兵五万救援莎车。敌强我弱，班超运用调虎离山之计，直扑莎车大本营，斩*五千多人，获得许多的马畜财物。莎车国只好投降，龟兹王等也逃散，班超威震西域。
永元三年（91年），龟兹、姑墨、温宿等国都陆续归降。朝廷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永元六年（94年）秋天，班超调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士兵共七万人，进攻焉耆、危须、尉犁，斩*五千多人，俘获一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多万头，另立焉耆国王。至此，西域五十余国都归附了汉王朝。永元七年（95年），朝廷为了表彰班超的功勋，下诏封他为定远侯，食邑千户，后人称之为“班定远”。
永元十二年（100年），年近七旬的班超上书朝廷请求回国，书言：“狐死首丘，代马依风……远处绝域，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臣超犬马齿歼，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弃捐……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其妹班昭也上书求情说：“超以一身转侧绝域，晓譬诸国……每有攻战……不避死亡……至今积三十年。骨肉生离，不复相识。所与相随时人士众，皆已物故。超年最长，今且七十。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汉和帝阅后大为感动，召班超回朝。
永元十四年（102年）八月，班超回到洛阳，被任命为射声校尉。一个月后辞世，享年71岁。朝廷派使者吊唁致祭，赏赐优厚。其幼子班勇后来子承父业，继续致力于维护西域稳定的事业。
班超以非凡的政治和军事才能，经营西域31年，执行了汉王朝“断匈奴右臂”的政策，为平定西域，促进民族融合、经济文化交流，维护丝绸之路畅通，做出卓越贡献。
《后汉书》作者范晔评价他说：“定远慷慨，专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龙沙。”近代作家蔡东藩在《后汉演义》中还对张骞、班超做了一番比较：“西汉有张骞，东汉有班超，皆一时人杰，不可多得。吾谓超之功尤出骞上……超但挈吏士三十六人，探身虎穴，焚*虏使，已见胆力；厥后执兜题，定疏勒，指挥任意，制敌如神，而于中夏材力，并不妄费，此非有大过人之才智，宁能及此？”
永元九年（97年），班超派属下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这是古代中国人最远的一次西行探险。甘英一行从龟兹出发，西行至疏勒，越葱岭，经大宛、大月氏至安息。
安息一直以在汉朝和大秦之间做丝绸中转贸易而致富，并不愿汉朝开辟直接通商的道路。甘英到了安息西界西海（波斯湾）时，安息人向甘英备陈渡海的艰难。当地船工说：“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一二岁者，故入海皆赉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甘英听罢放弃渡海，转北而东，后取道木鹿和吐火罗东还。
甘英虽未到达大秦，但却是当时中国人向西所抵达的最远地区，丰富了中国人对中亚各国的认知与了解，在中西方交流历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笔。
（叄）玄奘：大唐高僧震天竺
千百年来，在丝绸之路上穿梭的芸芸众生中，有金戈铁马的将军士兵，有腰缠万贯的富商巨贾，但所有人当中，若论在老百姓当中的知名度，恐怕无人能超过玄奘。明代大作家吴承恩在《西游记》中以其为原型所创作的唐僧形象，令玄奘深入人心。虽然历史与小说有不小的差距，但《西游记》的故事骨架即唐僧西天取经，就脱胎于玄奘西行的真实故事。
五代后晋时编纂的《旧唐书》第一百九十一卷是《方伎列传》，将唐代的著名道士、医士、高僧合为一传。其中高僧有玄奘、神秀、慧能、一行等人，玄奘排名第一。
《旧唐书》载：“僧玄奘，姓陈氏，洛州偃师人。大业末出家，博涉经论。尝谓翻译者多有讹谬，故就西域，广求异本以参验之。贞观初，随商人往游西域。玄奘既辩博出群，所在必为讲释论难，蕃人远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经百余国，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记》十二卷。贞观十九年，归至京师。太宗见之，大悦，与之谈论。于是诏将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于弘福寺翻译，仍敕右仆射房玄龄、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相助整比。”房玄龄是当时的宰相，许敬宗也是朝廷重臣，唐太宗以房、许等人助玄奘翻译佛经，可见其地位是何等尊崇。
玄奘（602—664年），俗家姓名“陈祎”，世人更多的是尊称他为“三藏法师”，《西游记》中也称他为“唐三藏”。玄奘11岁便开始学佛，在学习过程中他发现不少佛教译着义理含混，注疏不同，差异很大，于是萌生去佛教发源地印度求教的想法。贞观元年（627年）玄奘上书唐太宗，请求西行求法，但未获准。然而玄奘决心已定，乃决定“冒越宪章，私往天竺”。
玄奘像
次年，玄奘启程西行，长途跋涉五万余里，备经艰难险阻，走过“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人马俱绝”的大沙漠，有时忍饥挨饿，有时盗贼威胁，但玄奘誓言：“不求得大法，誓不东归一步。”他先后经过兰州、凉州、瓜州，出玉门关，越过五烽，渡流沙，抵伊吾（哈密）、高昌（吐鲁番）、屈支（库车）、赤建（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飒秣建国（撒马尔罕）、葱岭、铁门，南下缚喝国（今阿富汗北部巴尔赫）、揭职国（今阿富汗加兹地方）、梵衍那国（阿富汗巴米扬）、犍陀罗国（巴基斯坦白沙瓦及阿富汗东部一带）、迦湿弥罗国（克什米尔）。
在迎湿弥罗国，玄奘学习梵文经典，四处游历求法。后又进入中印度，一边学习佛教经论，一边巡礼佛教遗迹，在那烂陀寺历时5年，备受优遇，被选为通晓三藏的十德之一。并到各地访师参学长达4年。他还有一个梵文名字“摩诃耶那提婆奴”。641年，玄奘与戒日王会晤，戒日王决定以玄奘为论主，在曲女城召开佛学辩论大会，五印度18个国王、3000个大小乘佛教学者参加，观者如堵。玄奘讲论，任人问难，但无一人能驳倒他，名震一时。戒日王又请玄奘参加5年一度、历时75天的无遮大会。
643年，玄奘载誉启程回国，并将657部佛经带回中土大唐。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玄奘到达长安。唐太宗在洛阳召见了他，嘉许他“能委命求法惠利苍生”。
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玄奘开始了繁重的译经工作。唐高宗即位后，又命侍中许敬宗、中书令来李义府等人润色玄奘所定之经。20年间，玄奘及其助手共译出佛教经论74部，1335卷，每卷万字左右，合计1335万字，占整个唐代译经总数的一半以上，相当于中国历史上另外三大翻译家译经总数的一倍多，而且字词严谨，质量上乘，成为翻译史上的典范。唐太宗曾亲撰《大唐三藏圣教序》，称赞“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
译经之余，玄奘还完成《大唐西域记》，记述自己所经历的110个和传闻所知的近30个国家、地区、城邦的情况，包括宗教、疆域、山川地理、风俗、艺术、语言文字、气候、农业、商业、货币等，成为研究中亚、南亚史的重要文献。譬如，塔克西拉（今巴基斯坦伊斯兰堡西北）是佛教圣城，晋代高僧法显到达此地。玄奘在650年来到塔克西拉，在此讲经说法两年，在《大唐西域记》中，他描述塔克西拉：“地称沃壤，稼穑殷盛，泉流多，花果茂。气序和畅，风俗轻勇，崇敬三宝。”
日本书籍里有关玄奘西行路线的示意图
从19世纪开始，这部书被译为德、法、英、日等各国文字，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历史上很长时间，印度人没留下文字历史，多存在于口口相传的神话故事中。《大唐西域记》成为解锁印度尘封历史的一把钥匙。19世纪和20世纪，英国考古学者和印度学者一道，手持英译本《大唐西域记》，在印度陆续发掘出鹿野苑、菩提伽耶、蓝毗尼等众多古迹。印度历史学家阿里曾评价：“如果没有玄奘、法显等人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玄奘还将《老子》等中国经典译作梵文，传于印度；又把印度的天文、历算、医学介绍到中国，成为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玄奘整理编译的佛教典籍及《大唐西域记》，对东亚文明包括日本、韩国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麟德元年（664年）二月五日，玄奘圆寂，“归葬于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数万人”。总章二年（669年），朝廷为之改葬“大唐护国兴教寺”。
【小链接】鉴真东渡日本
鉴真（688～763年）是与玄奘齐名的另一位唐代高僧，也是日本佛教南山律宗的开山祖师，被日本人民称为“天平之甍”，意为鉴真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
鉴真于武则天垂拱四年生于扬州。14岁时，随父在扬州大云寺出家，后来到洛阳、长安学习佛法，开元元年（713年）回到扬州任大明寺主持。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日本僧人随遣唐使来中国留学，并邀请高僧赴日弘法授戒。天宝二年（743年）鉴真和弟子开始东渡。十年之内五次泛海，历尽艰险，均未成功。第五次东渡失败后，62岁的鉴真双目失明，但他东渡宏愿坚定不移。
天宝十二年（753年）十一月，鉴真率弟子第六次启程渡海，同年在日本萨秋妻屋浦（今九州岛南部）登岸，次年入日本首都平城京（今奈良），安置东大寺，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盛大欢迎。宰相、右大臣、大纳言以下官员百余人，至东大寺拜访。四月初，为圣武太上皇、皇太后、孝谦女皇、皇太子、大臣授菩萨戒。
唐乾元二年（759年），鉴真在奈良创建唐招提寺（Toshodai Temple），是日本佛教律宗的总寺院。寺院讲堂内有一尊涂漆加色的弥勒如来佛像，佛像两侧有两个外形似轿的小亭，是当年鉴真师徒讲经之地。讲堂庭院里的藏经室，收藏有1200多年前鉴真从中国带去的经卷。建于1688年的御影堂内，供奉着鉴真坐像，结跏趺坐，团目含笑，两唇紧敛，已被日本奉为国宝。
鉴真还通晓医学，精通本草，把我国中药鉴别、炮制、配方、收藏、应用等技术带到了日本，并传授医学，为患者治病。唐至德元年（756年），鉴真及弟子治愈圣武天皇病，当时鉴真虽已双目失明，但他以口尝、鼻嗅、手摸来辨别药物，准确无误。日本医史学家富士川游在《日本医学史》中指出：“日本古代名医虽多，得祀像者，仅鉴真与田代三喜二人而已。”
（肆）郑和：七下西洋垂青史
在中国近几年掀起的出境游热潮中，东南亚是热门区域，也让众多国人深刻记住了“三宝”两个字，诸如马来西亚的“三宝山”、“三宝庙”，印度尼西亚第三大港口“三宝垄”、“三宝井”等等。它们都是为了纪念一位伟大的航海家郑和。
清代张廷玉等人编纂《明史》，第三百零四卷特列《宦官传》，以郑和为第一。《明史》赞曰：“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也就是说，在郑和之后奉命出使外国者，都无不打着“郑和”的名号，这与西汉张骞“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如出一辙。张骞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者，而要论对“海上丝绸之路”影响最大者，则非郑和莫属。
2005年7月11日，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第一个“中国航海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600年前的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郑和奉明成祖之命担任正使，率士兵二万八千余人，在江苏省太仓市刘家港起锚，出使西洋。
郑和船队有大船62艘，每艘长44丈、宽18丈。
郑和原名马和，小字三宝（又作三保），因此《宦官传》称：“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幼时被明军掠至南京，净身成小太监，后进入燕王朱棣府中。靖难之役，马三宝知兵习战，随军立下战功。朱棣夺取帝位后，御赐其姓“郑”，擢升其为内官监四品太监，十分信赖。当时，朱棣怀疑被推翻的惠帝（建文太子）流亡海外，即“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故欲派人到海外寻访。郑和被选中承担这一特殊使命。
郑和船队有大船62艘，每艘长44丈、宽18丈，从江苏先泛海到福建，再由福建扬帆到了占城（越南中南部），后向爪哇方向南航。1406年6月30日在爪哇三宝垄登陆，进行贸易。随后到三佛齐旧港，当地侨领施进卿来报，海盗陈祖义残暴，剽掠商旅。郑和兴兵剿灭海盗，生擒贼首陈祖义。郑和船队后到过苏门答腊、满剌加（马六甲）、锡兰（斯里兰卡）、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等国家。在古里赐其国王诰命银印，立石碑“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嗥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郑和回国，诸国使者随同朝见，永乐帝龙心大悦，爵赏有加。陈祖义被在京城问斩 。施进卿被封为旧港宣慰使。
由于首航的巨大成功，郑和回国十几天后，便又奉命启程开始了第二次下西洋之旅，时间从永乐五年至七年（1407~1409年）。这次，郑和船队访问了占城、爪哇、暹罗（今泰国）、满剌加、锡兰、柯枝（今印度西南海岸科钦一带）、古里等国。在锡兰，郑和专程到佛寺布施，并立碑为文，记有“谨以金银织金、纺丝宝幡、香炉花瓶、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养，惟世尊鉴之”。
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郑和第三次远航，永乐帝的重要谋士姚广孝（道衍和尚）随行，并从锡兰迎请佛牙舍利，增进了中外宗教文化交流。永乐十一年（1413年）十一月，郑和第四次下西洋，绕过阿拉伯半岛，首次航行到东非麻林迪（肯尼亚一带），永乐十三年七月回国。同年，麻林迪使者来中国进献了“麒麟”（即长颈鹿）。
郑和历事明成祖、仁宗、宣宗三朝，《明史》载“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渤泥、苏门答腊、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加异勒、阿拨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木骨都束、麻林迪、剌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
郑和每次下西洋人数约有两万七八千人，编制庞大，分工明确，有官校、旗军、勇士、力士、买办、书手、通事（翻译）、水手、医士，还有郎中、都指挥、千户、百户、教谕、阴阳官、舍人等文武官员。这是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庞大船队。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曾评价：“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在后来的大航海时代，无论是迪亚士、哥伦布、达伽马，还是麦哲伦、托雷斯、库克船长，其船队规模都远远无法与郑和比拟。直到500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才再次出现如此大规模的船队。
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年），62岁的郑和于归国途中，积劳成疾，在古里病逝。
郑和七次下西洋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他发展了海外贸易，传播了中华文明。据统计，明成祖在位的22年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盛况空前，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更有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4个国家先后7位国王亲自率团来朝。郑和船队除了装载赏赐用的礼品外，还有丝绸、瓷器、铁器等货物。郑和消灭海盗，维护了海上安全，开辟了航线，促进了民间贸易。中华礼仪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学、航海造船技术等在亚非等地得到传播。而且郑和船队虽全副武装，却从不以征服异族为目的，展示了中国人的和平理念。
（伍）马可·波罗：欧洲人来华先驱
即使在日常生活中，马可·波罗也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乘坐国泰航空的航班，空姐会邀请你加入“马可孛罗”会员；香港九龙仓集团主席吴光正旗下有“马哥孛罗”连锁酒店，遍及港、京、沪等大城市。意大利有旨在促进中国学生到意大利学习和进修的“马可·波罗计划”……这都是Marco Polo的不同音译。“马可·波罗”早已成为了交通旅行、文化交流的一个标志性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