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春节。

武汉大学中山医院的产科病房，住进了一位特殊的病人。

她对外宣称的名字叫“陈小凤”，有着一张沉默的脸，颧骨高高突起。她很瘦，哪怕是怀着孕，也只有80几斤。

陪在她身边的只有一个男人，她的丈夫郑清明——一位普通的农民，脸上带着风吹日晒的痕迹，老实且木讷。

在和医生沟通的大多数时间里，陈小凤都缩在厚厚的被子里，露出来的一双眼睛中，坠着深深的麻木。

尽管在医生的口中，她的病情已经非常危急：*30周，双胞胎，身下一直在出血，还是中央型前置胎盘——

通俗一点讲，就是胎盘位于宫颈口前面，堵住了两个孩子出生的大门。用医生的话说：“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大出血。”

陈小凤

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医生、护士、同病房的家属，乌泱泱的人群挤在陈小凤的病床前，不知道该怎么走向下一步。

因为啥？没钱。

医生给郑清明算了笔账：因为孩子是早产，出来后需要到新生儿科观察，而产妇手术、输血都要花钱，要是一家人平安出院的话，最少也要5万块。

5万块，可以保住一大两小三条命，但郑清明掏遍了全身，只交上了5400块。

这些钱，也还是七拼八凑，借来的。

产科主任李家福与郑清明沟通

考虑到他们的经济条件，医院给陈小凤制定了最便宜的治疗方案。为了省钱，手术之后，甚至没有给她上镇痛泵。

麻醉渐退，术后的疼痛向这个瘦小的身躯涌来，陈小凤始终一声不吭。

手术结束了，钱还是得交，甚至比预想的还要多：孩子出生后的情况并不理想，新生儿住进了ICU（重症监护室），一个小孩的费用要5至10万。

两个孩子，需要将近20万。

一张张催款单堆在陈小凤的床头，每一张都在冲着他们喊：钱！钱！钱！

但陈小凤没有医保，郑清明一个庄稼汉，家里穷得叮当响，能上哪里筹钱。

陈小凤丈夫 郑清明

听到消息，郑清明的大哥也带着一万块救命钱，急匆匆从农村老家赶了过来。但在巨额的医疗费面前，这一万块也只是投进了汪洋，打了个水漂，就消耗殆尽。

绝望之下，同一个病房的产妇家属支招，可以用房子抵押贷款。

兄弟俩看到了出路，立刻决定分头行动：一人在这里守着陈小凤，一人回家取房产证办贷款。

但因为相关政策规定，银行贷款的路子没有走通，兄弟二人只能去求助身边人。

此后，郑大哥回到了村里，挨家挨户，敲门借钱——

两千块钱，一千块钱，几百块钱……五万块钱找了几十个人借。

皱巴巴的一把钱攥在郑大哥手里，从百元到十元，面额不等，却同样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