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民族学和人类学是研究民族起源的主要角度。从这些学科的立场出发，哈萨克民族的整合历史可以概括如下：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哈萨克民族经历了古欧洲语——印度-伊朗语——早期突厥语——突厥语——哈萨克语的发展历程；从民族学角度看，经历了印度-伊朗——突厥——哈萨克民族的发展历程；而从人类学角度来看，经历了欧罗巴人种——欧罗巴-蒙古人种——蒙古-欧罗巴人种的发展历程。从公元前3千年到公元前1千年间，今日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先民就其经济和文化传统来说，属于印欧语系中的古伊朗分支。

在青铜时代，具有地域特征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在西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和亚洲中部等地区广泛传播，并成为游牧文明的基础。

铁器时代早期，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正是当地先民所形成的历史文化共同体的继承人。这个时期，欧亚草原上居住着塞种-斯基泰人（сако-скифы）、萨尔玛特人（Савроматы），以及他们数量众多的部落氏族分支。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这个部落联盟具有印欧语系的特点，该特点在其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一直保留到纪元前后。

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地名学和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证明，在经济、文化传统、族群和语言等环境因素相近的基础上，后来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出现的部落及部落联盟（包括哈萨克部族在内）早在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早期就已经具备了形成其历史文化共同体的祖先基础。

对于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而言（包括哈萨克斯坦和亚洲中部在内），纪元第一个千年之初是该地区民族发展的新阶段，早期突厥民族的文化和语言共同体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逐渐形成。在该时期，大量游牧部落从东方向西迁徙，从而建立起多种不同的游牧民集团。在此后的多个世纪里，哈萨克斯坦都是东西方之间的沟通桥梁，其境内居民处在欧亚大陆民族迁徙通道的中心。

由此可见，决定哈萨克部族形成的民族发祥源头产生于上古时期，即原始制度分化的时代。在早期阶段，民族发祥进程与原住民紧密相关，但对于该进程而言，中亚的广袤疆域内的民族发祥进程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就如中亚的许多突厥语族一样，构成哈萨克民族的族群基础是不同时期居住在今日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塞人（сак）、乌孙（уйсун）、康居（канглы）、匈奴（гунны）、突厥（тюрки）、突骑施（тюргеш）、葛逻禄（карлуки）、乌古斯部（огузы）、基马克部（кимаки）、钦察（кыпчак）、乃蛮（найман）、克烈（кереит）、札剌亦儿（Жалайыр）等部落。其中一些部落建立过自己的国家。在哈萨克人中间，很多突厥氏族和部落的名称一直保留到晚近时期。

到13世纪，蒙古人入侵打断了哈萨克斯坦境内居民的族群联合的迅猛发展进程，出现了新的族源成分，巴鲁剌思（Balulas，Барлас）、忙忽惕（Manghud，Мангыты）等蒙古氏族部落移居至哈萨克斯坦境内。蒙古人由于数量相对较少，逐渐被占优势的突厥人同化，但蒙古人仍是统治阶层。

到15和16世纪，持续数百年的哈萨克部族及其族群疆域的形成过程基本完成。在两大人种（原住的欧罗巴人种和外来的蒙古人种）的复杂互动的基础上，最晚在14到15世纪，当代哈萨克族具有的表型外貌已经最终形成。现在，这一切都构成了当代哈萨克民族的人类学成分的统一体。

哈萨克斯坦历史进程

安德罗诺沃文化（青铜时代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000年。大体相当于中国商朝）

塞人时代（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4世纪，大体相当于中国周朝）

匈奴（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2世纪）

乌孙和康居（公元前2世纪-公元6世纪）

突厥（6-10世纪）、

突骑施（6-8世纪）、

葛逻禄（8-10世纪）、

乌古斯（9-11世纪）、

基马克（9-11世纪）、

钦察（9-11世纪）

喀喇汗国（10-13世纪）、

契丹（12-13世纪）

蒙古统治（13-15世纪）

哈萨克汗国（15-17世纪）

沙俄统治（17-20世纪）

苏联（20世纪）

在哈萨克斯坦南部地区考古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与在非洲和亚洲发现的很多遗址非常相似或相同（根据材料和技术方法）。这再一次证明：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哈萨克斯坦的土地上便已出现人类的形成与发展活动。

欧亚大草原上的青铜时代大约是公元前2000～公元前1500年。这段时期，哈萨克斯坦各部落的考古遗址主要是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Андронов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该遗址因在西伯利亚南部的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阿钦斯克市安德罗诺沃村发现一处墓葬群而得名。在挖掘安德罗诺沃遗址时，出土了大量文物，充分体现这一时期欧亚地区最大历史文化群体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面貌。这些文物展示了安德罗诺沃文化各氏族部落的经济生活、冶金技术、陶器制作、日常生活和社会组织。安德罗诺沃文化广泛分布于西伯利亚南部、哈萨克斯坦、临近的乌拉尔和中亚地区。哈萨克斯坦是安德罗诺沃文化的中心之一。

从人类学角度看，安德罗诺沃人属于欧罗巴人种，脸宽、眼大、鼻根发达、鼻头尖。大部分学者认为，安德罗诺沃文化由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原住民部落自然发展而形成。关于安德罗诺沃各部落的民族属性有多种版本，其中之一认为他们是乌拉尔语系芬兰乌戈尔语族（финноугорская группа），也有人认为他们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但大部分材料和证据认为他们是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证据来源包括对书写文字、语言、地名、专有名词等的分析，以及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成果等。

安德罗诺沃文化敬畏天、太阳和火，信仰来世，崇拜祖先，有追悼仪式和祭祀风俗（主要祭品是马），另外还有一些禁忌规定，宗教观念已经足够发达。

在公元前1000年时期的哈萨克斯坦境内，安德罗诺沃文化的继承人是塞种人（Саки，Saka，Saca，Scythia）。

铁器时代早期，除古墓和居民点等遗址外，考古发现还有记录古代哈萨克斯坦原住民的文字材料。这些材料用波斯语写作，其中最主要的是《阿维斯塔》（俗称“波斯古经”），该*录琐罗亚斯德的言行，是拜火教的经典和宣教书。拜火教是一神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神启宗教之一。

在波斯古经《阿维斯塔》中，作为在巴克特里亚、索格特、花拉子模以北的广阔草原上生活的游牧部落，哈萨克斯坦被称为“骑快马的图尔人”。据《阿维斯塔》记载，图尔人（Tūr，Тур）和雅利安人（Aryan，Арий）都生活在阿姆河和锡尔河、咸海和里海、乌拉尔河和卡玛河地区，都崇拜相同的神明，用相同的语言祈祷胜利。图尔人是拥有快马、肥壮畜群、茂盛牧场和结实板车的人。这里的人民受君主及其拥有战车的军队统治，都是畜牧专家。牛、马和骆驼是他们的财产，牧场是他们的土地，奶和肉是他们的食物，他们敬献给神明的祭品是一百匹公马、一千头母牛和一万只绵羊。

从古代畜牧部族的名称“图尔”逐渐衍生出一个新的名称“图兰”（Туран），意思是“图尔人的国家”或“图尔人的家园”。图尔人和雅利安人是最早被波斯文字（《阿维斯塔》）记载的、生活在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初的哈萨克斯坦的古代原住民。这个时期，哈萨克斯坦人完成了向游牧转化的过程。

公元前1000年初的以游牧为主的时期在哈萨克斯坦又被称为“早期铁器时代”、“早期游牧时代”、“斯基泰人时代”（Скифская эпоха）、“塞人时代”（Эпоха Саков）。塞人（Саки）是欧亚草原上游牧部落对自己的自称。在从东边的黄河到西边的多瑙河这一广大区域内，根据考古发现的武器装备和马具样式、典型服饰、兽形艺术风格等，人们有理由对这部分具有共同文化的草原部落使用共同的名字命名。其共同文化在草原地区于公元前9～8世纪形成，并延续到公元前3世纪。

在古波斯文献中，将铁器时代早期的、从伏尔加河向东迁徙的部落称为“塞人”（Сака或Саки）。例如在2500年前波斯皇帝大流士一世的贝希斯敦铭文中（Behistun Inscription，Бехистунская надпись），将锡尔河以北地区生活的人称为“塞人”。研究表明，“塞人”并非波斯人专门想出来的名字，而是引用其北部邻居的自称。而且，塞人不是某一个部落的名称，而是泛指与波斯相邻的中亚地区的游牧部落。各塞人部落非常了解自己的谱系和文化共性，他们拥有共同的称呼，使用非常相近的语言。

可以说，塞人就是安德罗诺沃文化的继承者。考古发现表明，二者之间具有文化传承关系。人类学也从基因遗传角度确认，塞人时代的原住民来自青铜时代的原住民。

塞人时代的文化表明，作为中亚一部分的欧亚大草原是独立于黄河文明和多瑙河文明的具有自己特色的文明单元。欧亚草原文明集各时代各地区文化特点于一身。一方面，像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黄河等河谷地带的文明一样，欧亚草原文明也产生于中亚的河谷地带，例如锡尔河、阿姆河、七河流域等；另一方面，欧亚草原文明位于欧洲文明与亚洲文明之间，是希腊文化、小亚细亚文化、东地中海文化、北部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等多种文化在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交汇对接后产生的独特文明。自诞生之日起，欧亚草原文明就表现出与其他文明相调适的能力，其民族文化要素不断发展演变，但其原始基因却恒久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