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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当地时间3月27日，中国和伊朗正式敲定未来25年全面合作路线图。尽管具体内容还未公布，美媒报道就依据去年获得的草案，表达了对中伊签署4000亿美元大单的疑虑。伊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2016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作为中国-伊朗官学共建“一带一路”的中方牵头智库，就“一带一路”、高校与智库合作、中伊关系等话题与伊朗进行了多次深度对话和交流合作。2019年，时任伊朗议长阿里·拉里贾尼到访中国人民大学并作主旨演讲。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曾先后8次访问伊朗，其专著《伊朗：反妖魔化》（中英波斯三语）2019年4月在德黑兰国际书展上发布。人大重阳君今天与您分享其中的部分章节，帮您深度剖析这个看似神秘的国度。

《伊朗：反妖魔化》（王文著，中英波斯三语，德黑兰：伊朗纳尔出版社，2019年版）

伊朗是观察世界的凹凸镜

自从去了伊朗后，我深深地被这个国度的魅力所“迷惑”了。去了欧美日多个发达国家，这种感觉还从来没有过。尽管它的街道有一些陈旧，也看到过一些处在贫困中的民众，而且它对美国的强硬立场我也很难苟同，但我的内心告诉自己或许应该更深刻地思考一些伊朗内容。

可能是一种好奇心吧。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乌斯说过，有时候历史学家的好奇心完全是被大帝国的崛起所激发的。这位生于公元前2世纪汉尼拔征战意大利时期的伟大历史学家，曾经记述了早期罗马帝国的历史，尤其是记述布匿战争而成就了他的学术史地位。他自述道：在不到53年的时间里，整个世界就臣服在罗马的无可置疑的权威之下。对于这样一个过程，一个人，无论多么平庸和冷漠，怎么可能不产生探究的好奇心呢？

这种崛起的惊讶的确足以让任何一个历史学者着迷。当年希罗多德写阿黑门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阿拉丁·朱威尼写蒙古帝国的闪电般崛起的《世界征服者历史》一书都曾表达过这样的惊讶与好奇。我这位古代中国史专业的学士、世界历史专业的硕士、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方向的博士生对伊朗的好奇，应该跟古代前辈历史学家们的感觉是一样的吧。

自从去伊朗后，很多好奇心引发的疑问一直在“*扰”着我每天的国际新闻报道工作，也在“催促”着我能够早日实现再一次的伊朗之旅，以寻找到解除好奇的归宿。我觉得，我的好奇问题必须要从那些只能从古代伊朗文明根源中去挖掘才能找到答案。

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伊朗人充满着如此深厚的民族自信甚至文明自信？那种自信看上去是超越现实基础的，甚至有种超越未来感。比如，大多数中国国际关系专家会很坦诚地说，中国虽然在崛起，但最多只是一个地区大国(regional power)。即使再崇拜*的老百姓恐怕也很难有底气说，中国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世界大国。但是伊朗人不一样，我在首都德黑兰、古都伊斯法罕不止一次听到有伊朗学者反问，中国经济总量都已是世界第二了，怎么不是世界大国呢？伊朗就是一个世界大国，伊朗的能源控制与影响力可以覆盖整个世界，这样的能力只有世界级强国才能拥有。

在一些务实主义的中国人看来，这或许是某种不自量力的狂妄，甚至导致其目前国际处境窘困、被欧美国家制裁数十年的根本原因。这种看法应该是对的，因为中国人骨子里就讲究“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没有任何中国人愿意干像伊朗那样看似鸡蛋碰石头似的“傻事”。

历史应该也证明了这种观点。同样是1979年，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艰辛历程，没有爆发过战争，坚持和平地发展，与西方国家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迂回博弈，却又不撕破脸面。同年，伊朗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霍梅尼伊斯兰革命，与欧美国家的关系却单向化为连年的制裁与反制裁，还进行了一场死伤无数的、悲烈且残酷、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同样拥有古老文明、地区国土面积最大、号召力一度最强的两个国家从1970年代末开始了不同的民族命运。

但历史就像一张唱片，不只有A面的阐释，还要有B面的解说。1989年，中国也曾受欧美国家的经济联合制裁，两三年以后，这种制裁就被彻底突破了，这可以理解为中国外交灵活与妥协艺术的表现。但伊朗人却在欧美制裁中恍然间生活了那多年。2012年号称欧美国家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制裁来临时，伊朗朋友却回答：30多年我们都过来了，我们还怕多一次吗？

所以，当我们论述对外来冲击的承受力，中国在伊朗面前是缺乏底气的，中国人对外部的互联网价值、金融冲击、能源波动、贸易投诉甚至外界舆论批判的承受力，都很难令人满意，尽管我们的承受力目前也在不断累加，但我们现在已经深深地陷入了全球化的旋涡中，让我们不得不如履薄冰似地关注外界尤其是像美国这样超级大国的一举一动，甚至他们的一言一行。我们在乎外界反应有时甚至超过对国内老百姓自己的口碑，于是，很多时候，中国都有种“内外交困”感。

1979年前，巴列维时期的伊朗与西方的关系如胶似漆，*时期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却是如临大敌。但现在的两国处境再次印证了那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道理，21世纪初的伊朗与西方关系磨刀霍霍，生怕擦枪走火，而中国与西方之间却是相互依赖，甚至同舟共济。

伊朗2012年革命日聚会现场，少年舞动着“打倒美国”的标语，远处主席台是时任总统内贾德的演讲。王文 摄

我问过好几位伊朗人，其中有官员老百姓商人，为什么中东那么多国家，只有你们伊朗人那么反美？在回答中，他们的眼神与语调通常充满着坚定、坚持与坚强，“他们那些国家是完全地投降给西方，没有尊严”、“我们需要平等与尊重”、“只有我们是拥有独立外交的国家”等等，听着这些言语，会很容易明白，1979年以来当代伊朗史的核心词句其实就是“尊严需求”。

这种需求不正是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在生理、安全、情感和归属需求都得以满足之后的更高一个层次的需求吗？如果可以这么理解的话，那么，恐怕任何人都不应小觑伊朗这个国度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爆发力。因为马斯洛的最高需求“自我实现需求”正好排在“尊严需求”之后，就看伊朗人是否能够坚持着自己的“尊严追求”了。

相比之下，当代中国崛起史很大程度上却是夹杂着自豪与憋屈、混搭着进取与妥协、揉合着狂放与隐忍的历史。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从国家发展的一个横截面找到各自需要的骄傲或自卑、欢乐或愤怒、得意或不满，这种复杂的五味杂陈或许只有通过中国人自己的深度品茗才能得出文字上的答案。

从这个角度看，伊朗的发展可以成为中国发展的一面镜子，这镜子可能是凸的，照出中国崛起的成绩、沉稳甚至伟大；也可能是凹的，照出中国现状的痛苦、摇摆甚至窝囊。但也可能是一面平镜，大家彼此平视，彼此借鉴。这种平视或许比中国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平视更容易一些，因为中国人对欧美国家的仰视、欧美国家对中国人的俯视带有差不多200年的历史惯性，不容易纠正。中国与伊朗的相互平视，中国人却拥有主动权。要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多发掘伊朗人的历史与文明源头开始。

中国与伊朗签署25年全面合作协议。图片来源：CGTN

被小瞧的伊朗文明

中国学者姚继德曾统计过，从1900年至2007年的一百余年间，中国学术界各学科出版和发表的伊朗研究论著总量达到了1603部（篇），“在东亚地区各国的伊朗学研究中可能是最多的”。据称，中国在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大学和西南大学、中山大学还有五个伊朗学的研究基地，但是真正要在图书馆的书架中找到一些伊朗研究书籍，并不是那么方便。相比于其他国家，伊朗的文献实在是少得可怜，完全没有面对美国、日本、欧洲研究时那种汗牛充栋、无所适从的感觉。

在北京大学和国家图书馆还是能找到一些伊朗或波斯方面的书籍，但是整体上看，伊朗研究更像是一门“隐学”，而不是与目前伊朗国际热点地区相称的“显学”。从1979年以来，伊朗政治、经济、社会、对外战略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学术研究上却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就像水一旦不流动，就会发臭，学问一旦与现实脱节，就变成了“文献学”，甚至“死学”。这是我行前在图书馆泡了一段时间后的直观感受。

伊朗研究有可能成为“死学”的最大信号莫过于对伊朗文明的漠视。比如，有一部封面上写着“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的《世界文明史》(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主编马克垚教授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世界历史学家，但三卷本数千年文明将近1500页的世界文明史记述，波斯文明只有区区6页。这种现象同样在美国学者的著作中显现，由爱德华·伯恩斯教授等撰写的、60多年来被重新10次左右的《世界文明史》一书中，对伊朗的文明记述同样在重复着这样的漠视。

文明是唯一的、最大的人类组织。它的大超过城市、超越国家甚至超越一个大帝国。对于文明的淡化，潜在的逻辑就意味着对一个重大群体文化习俗、特征、历史重要性乃至于现实存在感的抹*。我不敢肯定，对伊朗文明的漠视背后是否有些“学术阴谋论”的味道？最大的“学术阴谋论”莫过于“西方中心主义”在世界历史叙述中的渗透，仿佛整个世界历史都是由西方创造的。而这本身就是西方“学术软实力”、“思想软实力”的隐性基石。

我在之前的各类书籍中，很难找到伊朗或波斯文明的影子。在现代史之前，历史学家阿达·博兹曼曾发现了5种文明，即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拜占廷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马图·梅尔克的12种文明中，其中7种已消亡，有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拜占廷文明，还有5种一直延续至今，包括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只要稍微了解一些波斯帝国伟大与雄伟的人，很难想像，波斯文明为什么没有被划入到这些大分类中。

或许大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传世之作 《历史研究》中可以找到一些答案。他认为，波斯文明应归于两类文明：一是卫星文明。为了与成熟文明划出明确的界限，卫星文明是文明系属的分支代表，与“独立的”文明密切联系在一起。在汤因比划分的33种文明中，独立的文明有诸如埃及文明、爱琴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等等。而卫星文明则包括有如密西西比文明、赫梯文明、伊朗文明等。在他看来，伊朗文明先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萌芽，后是叙利亚文明的卫星文明，在其世办诸文明的成长阶段，“波斯文明”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开始，到了公元19世纪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