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2日，第二届中伊智库对话在伊朗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院（IPIS）召开

二是流产文明。在汤因比看来，流产的文明可以被界定为：其追随者在开始时试图扮演某种特殊的角色，但遭到了失败，后来某个其他文明的追随者却成功地扮演了这个角色。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这两个起初竞争的文明头一个便消失了。它要么彻底销声匿迹，要么留下了一点支离破碎的残余。在他看来，当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伊朗文明就被彻底希腊化了，然后“试图缔造新的文明时就流了产”。

伊朗(波斯)文明真的是卫星文明、流产文明吗？我曾就这个问题问一位波斯语专家，他推荐我去翻阅一下前伊朗国王巴列维(1919－1980年)回忆录《对历史的回答》。那本书里写满了这位已故的伊朗最高统治者对祖国的真切独白与内心纠结，以及对过去曾经亲密盟友西方的反思。我愿意把这些关于西方人伊朗历史观的话抄写一遍：

“

西方人从来也不了解我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被忽视。当我们重新进入现代觉醒的行列之中时，我们只是地理上的十字路通道。我们仅仅是东方通道上的一名卫士，是没有内在价值的原始荒原。她的重要性只体现在政治现实之中。我从未否认这些现实，但是永远也不理解英国和美国为什么不能承认伊朗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我们生活在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土地上，它把近东和印度联系起来，而且我们是西方对付俄国人世代梦想取得在波斯湾和印度洋暖水港的楔子。

西方对伊朗历史缺乏兴趣，不理解波斯(古代和现代的波斯)同西方国家有什么不同。因此，我个人对历史的回答必须从我的祖国三千年波斯文明史开始。这部文明史被曲解了，其结果导致了伊朗试图进入20世纪的失败，也许预示着我认为是朋友和盟友的国家更大的失败。

”

写这些话时，巴列维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他开篇就写道，写这本书是“如同和时间赛跑”，“我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高烧、发冷和剧痛。在奎尔纳瓦卡，医生最初诊断是肝炎和疟疾，最后才确诊为我的淋巴癌可能复发了。”1979年初伊朗发生了霍梅尼革命。1月16日，巴列维国王出走，先后在埃及、摩洛哥、巴哈马和墨西哥等国流亡。9月16日，他在墨西哥完成了《对历史的回答》第一稿。10月22日到美国治病。两周后，伊朗民兵占领美国驻伊大使馆，把50多名美国人扣作人质，要求引渡国王，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伊朗人质事件”。接着，巴列维又从美国前往巴拿马，再往开罗，得到了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的政治避难权。1980年7月，巴列维病逝于开罗。

《对历史的回答》一书不厚，在约10多万字的自述中，这位少时曾在瑞士留学多年的老国王真切地记述着伊朗由于天生地理劣势与历史包袱的沉重带来的国家悲情，以及自己纵横捭阖于欧美、苏联以及国内摩萨台政治势力之间、致力于伊朗独立自主国际地位的艰辛。

正如巴列维所提及的，伊朗地缘政治的优势与弱点在于，位于欧洲和亚洲、印度次大陆和非洲的交叉路口。三面环海——北面的里海、西南的波斯湾和南面的阿曼湾；三面环山——厄尔布尔士山脉几乎贯穿北部边界、西边是扎格罗斯山脉，东南部是俾路支山脉，西北-东南的边界轴线上是山地和盐碱沙漠。中部地域是空旷而又贫瘠的，人口、财富、文化几乎都集中在周边的省份。这就是为什么波斯那么多年来的首都都建在边缘有大城市的重要缘故，也是波斯在过去2000多年常受到外族侵略却又能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的地理护佑因素。

在这样的背景下，巴列维感叹道，要保持这样一个国家的统一，领袖要以他的活力、雄心壮志和聪明才智，有时是坚定的智慧。但许多时候，外国公开入侵伊朗，再与内部阴谋相配合，“所造成的创伤就会非常严重”。

地缘很大程度决定着一个帝国的成败与悲情。伊朗地缘政治的险恶是偏隅欧亚大陆边缘方位的欧洲、以及两面邻海、南北弱国的美国所难以想像的。怀着这种基本的地缘认知，再稍微摆脱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观来读巴列维这本小册子，我内心对伊朗文明的敬意与同情油然而生。